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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事争议仲裁的时效问题

何宁湘


　　“人事争议处理的时效”，包括人事争议的申请调解与处理的期限、申请人事争议仲裁的期限与不服仲裁裁决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期限。这里所讨论的“申请人事争议仲裁时效”即为目前尚由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事业单位人事争议当事人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期间，或称申请人事争议仲裁的期限(本文内同)。
　　不论从何角度上讲，时效都是一种必须由国家法律规定而设立的法律制度。说到申请人事争议仲裁期限，从目前人们对时效法律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已无法绕开诉讼时效（准确讲是民事诉讼时效）不谈。另一层面上，由于我国目前在程序与机制（或称运行模式）上，人事争议仲裁与劳动争议仲裁适用了先前置仲裁方可诉讼、且申请仲裁期限与提起诉讼期限长度一样的模式。因此，自然要先来观察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期限的状况，弄清或者说了解了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期限的模式、法律特征与实际操作等主要方面的问题，关于申请人事争议仲裁的期限也就基本清楚了。

　　一、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期限与诉讼时效的比较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民法通则》第七章第135条至第141条对诉讼时效的基本规定是： 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符合本法第136条规定情形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但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诉讼时效的法律特征表现为：1、具有严格的法律强制性；2、属于民事法律事实中的事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3、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消灭了权利人的胜诉权。
　　《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又称一般诉讼时效是实体法律规定(而不要理解为程序法律规定)，它的期间为2年，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消灭了权利人的胜诉权。诉讼时效适用于广泛的民商事纠纷的诉讼案件，是民商事审判活动中必须考虑、审查的。根据当事人是否在此期间主张其民事权利的事实，来考察该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是否在法律保护的时间范围。如果当事人主张其民事权利时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则法律不再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权利(目前实务界多数人认为，民事诉讼时效主要是针对请求权)，此时当事人丧失胜诉权，并非丧失诉权。
　　准确讲，目前我国除《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以及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条款规定的适用于行政诉讼的诉讼时效外，并没有直接以法律规定可供普遍适用或参照适用的时效法律制度。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期限，是根据劳动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劳动合同当事人认为其权利受到损害后，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的法定期间，若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不提出仲裁申请）即丧失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依法保护其权利的申请权、同时还存在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生效前，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3条规定，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6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在《劳动法》生效前，申请仲裁的时效是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的6个月以内。《劳动法》第82条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可见，对于《劳动法》生效后申请仲裁的时限，已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为60日。
　　申请劳动仲裁时限的适用范围是劳动法律关系，适用对象是劳动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劳动关系中的当事人均享有同等的、在法定程序期间内请求仲裁的申请权，即申请仲裁权[3]。超过此期间，仲裁机构则不再受理即劳动争议仲裁当事人丧失仲裁申请权，从而失去仲裁救济途径，自然也就失去了法律保护的基础。由于我国实行了劳动争议仲裁是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的前置程序，导致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限与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具有承接性(著者注：俗称人事争议仲裁与司法“接轨”就是指的这个阶段的衔接)，申请劳动仲裁的期间是实现劳动争议当事人启动仲裁救济途径继而启动全部法律救济途径的唯一(也第一个)法律程序期间，申请当事人在这唯一的法定期间内不申请仲裁，首先丧失依法请求仲裁保护的途径与权利，继而丧失依法请求审判机关司法保护其权利的诉权，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4号《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表明实质上当事人丧失的是诉权。

　　对两者的观察与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一)、诉讼时效制度具有其自有的科学性。表现为，诉讼时效制度是个完整的实体体系，以民事诉讼时效为例，1、期间较长，最短的为1年；2、法律预设有各种长度不同的期间，如国际货物买卖的时效期间为4年、最长的时效为20年等；3、法律预设有不同类型的时效；4、法律预设有中止、中断制度等等，这些法律规定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诉讼时效法律体系。而我们观察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与人事争议仲裁时效只有提起申请期间为60天，提起诉讼期间为15天，两项加起来期间长度也只有75天，再无法律规定的这类期间。基于两者均不反映实体特征，这两种仲裁时效期间均不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因此它是一种程序期间，而非如同诉讼时效一样反映实体特征的时效。
　　(二)、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具体应包括以下内容：1、合同债权的财产请求权；2、侵犯人身权利而给受害人带来的财产损失的请求权；3、侵犯财产权利之债的请求权。不应列入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的内容为：（1）婚姻家庭关系中与人身关系密切相关的请求权；（2）相邻权；（3）形成权；（4）人身权；（5）财产所有权。
　　(三)、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过程不是一个完整的司法程序。1、劳动争议仲裁本身属于行政性仲裁；2、前述(二)中的两类权利内容均属于诉讼中当事人民事权利范畴。而劳动争议纠纷中，一般不包括这些权利，也就是说，即使劳动合同中约定了诸如工资报酬等财产性权利，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也并不属于我国民法或合同法调整的范围，因而在劳动争议仲裁或劳动争议诉讼中，不能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3、观察其劳动争议处理的“一裁两审制”全过程，也不存在提起一审民事诉讼的普通诉讼时效，劳动法律法规也没有作出类似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人丧失仲裁申请权的同时，也就包含着丧失了诉权，而根本不存在胜诉权的问题。

　　二、时效的中止、中断
　　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了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与延长，这点已没有在这里作过多讨论的必要。
　　那么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期限是否存在中止、中断与延长的情形，或者说能否将在具体案件中的某些事件认定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期限的中止、中断与延长呢？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期限是指劳动者或用人单位的权利遭到对方侵犯后，或者在履行劳动合同约定过程中发生了争议，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仲裁机构予以保护的权利。也就是说，一旦错过仲裁时效，仲裁申请人的申请权就被消灭，同时请求仲裁委员会保护的权利也随之丧失。故仲裁时效问题无论是对争议当事人还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事人必须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必须对是否超过申请时效作严格的审查。劳动法律法规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目的之一是为了稳定劳动关系。因为劳动争议发生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争议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双方对立的情绪就得不到缓解，势必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实现。同时规定仲裁时限，也便于及时查清事实真相，避免由于时间太长而难以收集到证据，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这点正是我们观察到，我国法律没有作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期限与“诉讼时效”具有一样的法律性质的规定的原因所在。况且，没有将“诉讼时效”的全部法律规定装入这短短的60天仲裁申请期间内的绝对理由与必要性。

　　中止。中止。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是60日，申请时效的中止也就只能在这60日内中止。目前法律尚没有规定中止与具体的中止期间，只是原行政法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劳动部的行政解释所规定的，该《条例》虽未明文废止，但在《劳动法》施行后其应当已失效。在形成申请劳动仲裁期间的中止原因中，除存在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外，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的，从当事人提出申请之日起，仲裁申诉时效中止，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应当在30日内结束调解，即中止期间最多不得超过30日。结束调解之日起，当事人的申诉时效继续计算。调解超过30日的，申诉时效从30日之后的第一天继续计算。也就是说，因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所产生的中止期间最多为30日；此种情况下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期间长度，由规定的60天“延长”为90天。

　　中断。中断。时效制度是一项法律制度，必须依据法律无明文规定则不能推定其存在的这一法定原则。诉讼时效是民事审判活动所适用的时效期间，诉讼时效中断的适用条件包括：必须有法定的中断事由。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主要包括三类：1、起诉，即权利人依诉讼程序主张权利，请求人民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2、请求，即权利人直接向义务人作出请求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3、认诺，即义务人在诉讼时效进行中直接向权利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纵观我国目前的劳动法律法规，尚无关于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中断的规定，即目前尚无申请劳动仲裁期限中断的法律制度，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实属带有劳动行政性质的法律规范所适用的时效期间。因此，基于目前现行法律规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期限不等于诉讼时效，绝不能拿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套用于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包括人事争议仲裁)的时效问题，如果在个案中存在“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也应当属于“仲裁期限中断[4]”性质，或者说使用“仲裁期限中断”或“仲裁申请期间中断”这类用语与概念，方能准确反映当前人事争议(包括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本质与实际。
　　现行人事争议仲裁适用的是与劳动争议仲裁完全一样的程序规定，况且人事争议仲裁程序制度并无类似《劳动法》、“诉讼法”那样的法律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事争议诉讼案件的司法解释以及人民法院在审理人事争议案件如何适用程序法的司法文件，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时应当适用《劳动法》，至少是可参照《劳动法》适用。而《劳动法》并未规定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法理同一，更未规定仲裁时限“中断”，故人事争议仲裁的申请仲裁时效中亦无“中断”，至少没有法律依据。有人事争议仲裁委工作人员认为60天的申请仲裁期间与诉讼时效具有一样的法律性质与时效效力，进而认为人事争议仲裁期限存在着“中断”，并时时口称“目前法院都这样认为的”。客气地说，这种没有法律规定的霸道独断怕是站不住脚。
　　当然，我国现行劳动争议(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存在着申请期间较短，没有留给劳动者足够的在失去申请期间后的救济途径与空间等诸多问题。但基于前述诸多原因与考虑，立法者以设立前置程序，增加当事人救济途径、快捷实现救济为代价而完全淹没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原本应有的“2年诉讼时效”。虽然这样的立法目的其优劣无法比较与评估，但这种解决劳动(人事)争议的体制必竟是法律规定，除非有新的法律规定不能改变。更不能因此就以“中断”等方式来给予某方当事人“救济”，这样作既于法无据，且对另一方当事人也极为不公平。

　　三、人事争议仲裁的时效
　　说到“人事争议处理的时效”，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申请时限，即法律规范规定的申请人申请人事争议仲裁的期间。二是，经过仲裁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期间。当然还存在着调解时效，调解时效的规定也会对仲裁时效形成影响，但由于人事争议调解处理非法定程序，纯系政策范畴及文件规定，或许目前尚不属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人事争议仲裁最终可能了进入依照民事诉讼法为程序法的民事诉讼去观察，申请人事争议仲裁期限既不符合《仲裁法》也不符合《民法通则》，它处于是法定的、特殊的时效、特殊的期间的特殊状态。在民法领域内，时效分为取得时效(又称占有时效)与消灭时效(又称诉讼时效)两种，显然申请争议仲裁期限不属于二者中的任何一种。它是指依法可以提出申请仲裁的事实状态发生后，申请人向提出能启动仲裁程序，请求仲裁机构保护其权利的法定程序期间，即申请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人在其人事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请求仲裁机构予以保护，仲裁机构应当依法满足权利人申请仲裁的请求，并给予法律保护即受理并起动仲裁程序进行仲裁。但是，仲裁机构保护人事争议仲裁当事人的权利是有条件的，申请人只有在法定期间请求仲裁与保护，仲裁机构才予以保护，若申请人超过此法定期间，才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机构就不予受理。
　　目前对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尚无具体法律出台。2005年4月27日公布并于2006年1月1日施行，我国有了第一部人事基本法律--《公务员法》。该法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国家机关与公务员之间的人事争议仲裁法律制度，“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在机关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自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即《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国家机关提起人事争议仲裁的仲裁时效为60天。这里所称的时效，实际是能够启动（提起）国家机关人事争议仲裁程序的期间。值得注意的是：(1)、该法规定的申请国家机关人事争议仲裁的时效起算点为“自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与《劳动法》第82条规定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有着实质区别，劳动法的规定显然借鉴了《民法通则》条文表述。民商事诉讼是基于民事侵权的事实存在，而劳动争议、人事争议未必均源于侵权事实，因此“争议发生之日”的规定更来得科学，较符合人事争议处理的特点；(2)、基于《公务员法》系国家基本法律，以及仅限于“聘任制公务员”特殊主体，故该法这项规定并不适用目前实行的事业单位人事争议处理。
　　虽然如此，《公务员法》规定的国家机关人事争议仲裁及诉讼制度架构与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制度模式则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即：1、又裁又诉，仲裁为诉讼前置程序；2、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60天；3、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须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人事争议仲裁时效问题的具体处理
　　要研究人事争议仲裁时效中的具体问题，有必要回顾我国人事争议仲裁所经历的主要阶段：
　　1、初始阶段：
　　人事部于1997年8月8日发布《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人发[1997]71号），这是人事争议进入正式进入行政仲裁的初始阶段。但是，由于《暂行规定》第十一条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市）、县（市、区）仲裁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这样导致在各地各级政府正式发文确定人事争议受案范围之前，人事争议的受案范围未得到明确，故就无法受理案件，因此，在此阶段内，实质上没有开展具体的仲裁工作。
　　2、开始受理阶段：
　　依照《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第11条规定，各地出台受案范围规范性文件，如2001年4月1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通过，以第150号政府令发布《四川省人事争议处理办法》规定了本省行政区域内人事争议的受案范围，自始人事争议仲裁工作实际开始。由于系纯行政处理争议方式，故实际仍未真正开展起争议处理。
　　3、与司法审判接轨阶段：
　　2003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生效施行，自始全国范围内的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的处理进入与司法审判接轨的仲裁加诉讼时期，仲裁此时方被认为具有“准司法”性质。人事争议司法解释的出台是人事争议处理步入具有完整法律意义时期的标志，此时虽然法院受理、审理人事争议案件有了司法解释做为依据，但而人事部门却未有任何作为，原有的政策规定或规范性文件并未做任何调整或修改，因此除仍遗留了：(1)、没有法律规定；(2)、仅限适用于国家事业单位的人事争议外，还带来了(3)、在形式上接轨实质上有较大差异等主要缺陷。
　　4、进入国家人事争议仲裁制度阶段：
　　2005年4月27日公布并于2006年1月1日施行的《公务员法》，它标志着人事争议正式进入了国家人事争议仲裁法律制度。问题在于：(1)、适用于国家机关与公务员之间的人事争议，与目前运行的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是什么关系没有交待；(2)、国务院、人事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对此出台具体办法，故在此前国家机关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均无法开展；(3)、国家机关人事争议仲裁仍实行仲裁前置、又裁又仲的程序模式，其程序法仍没有下文，只是有报道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法》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
　　人事争议仲裁时效问题的具体处理。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虚假诉讼的刑事规制——以浙江为例

王克先


[摘 要]近年来，通过伪造证据借助诉讼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虚假诉讼越来越多，其中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虚假诉讼更是呈高发态势。在实践中，对于夫妻一方名义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起诉的，只要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大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民事诉讼只讲形式真实，无法做到客观真实，无良的人大有法律空子可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制订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对严厉打击虚假诉讼犯罪行为，有效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统一了司法认识和标准。
　　[关键词]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虚假诉讼 刑事规制
　　一、虚假诉讼现状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诉讼日益成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解决争议的重要手段，但令人担忧的是，虚假诉讼正在突现并逐渐蔓延。
　　以浙江为例，近年来，在经济活跃的浙江，通过伪造证据借助诉讼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虚假诉讼越来越多。据浙江省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初步统计，仅2006年至2008年8月底，全省检察机关通过民事申诉等渠道发现线索，并最终进入刑事诉讼的虚假诉讼犯罪案件达86件104人，除舟山外，其余10个地级市的检察机关都查处过虚假诉讼犯罪案件，案件最多的台州市，达35件45人之多。而从法院方面传来的信息更令人吃惊，经济欠发达的丽水市，下属的四家基层法院近年来就发现虚假诉讼案件197件，而在经济发达的东阳市法院，更有90%的法官声称碰到过虚假诉讼。
　　浙江查处的虚假诉讼案件，所侵犯的直接经济利益呈现数额巨大的特征，动辄几百上千万元，最高的达到6000余万元。从案件类型看，虚假诉讼集中发生在民间借贷，离婚分割财产，企业和其他组织、自然人的财产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4类案件中，其中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虚假诉讼一项，近年查处的就达16件23人。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虚假诉讼表现为夫妻一方串通案外人，采用伪造欠条、借条、借款协议等证据虚构夫妻共同债务，由案外人为原告起诉，通过司法权力转移财产；另一种方式是直接在离婚诉讼中向法院提供伪造的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与案外债权人的欠条、借条、借款协议等证据，主张为夫妻共同债务。 　　
　　虚假诉讼的出现，极大地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同时也侵犯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以下所称的虚假诉讼除第四节外，特指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虚假诉讼）
　　二、相关案例
　　1、法官戚某帮助伪造证据案
　　2005年3月，浙江永嘉人郑庆远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妻子郑惠离婚。在离婚案的审理过程中，郑惠的一些债务纠纷案也在法院审理，法院判决确认郑庆远、郑惠夫妻共同债务242万余元。得知这一消息，郑庆远暗自叫苦：这些债务都是妻子一手操办的，有不少是假的，如果法院照此判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于是，郑庆远的弟弟找到永嘉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立案庭庭长戚某。听了郑庆远的遭遇，戚某列举了许多案例，如真债务被假债务抵掉，或以假债务抵消假债务，等等，并叫郑庆远也理一些债务出来。郑庆远兄弟从法院回来后立即找到葛臣义、余仙敏、余光进、王荣德及潘秀荣，要求他们作为债权人，到法院打官司。这年的8月15日到8月17日，永嘉法院陆续收到了5份状告郑庆远欠款的起诉状，欠款总额为230万元。这时，郑庆远兄弟又找到了戚某，戚某表示会打招呼帮忙的。
　　最后，5起案件都达成了偿还欠款的调解协议，法院制作了调解书。郑庆远凭这5份调解书，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抵掉了郑惠的242万元债务，分到了45万元家产。
　　最后，郑庆远、戚某等人的伎俩被揭穿，这5份调解书之后被永嘉法院通过再审程序撤销，郑庆远、戚某等人分别被乐清检察院提起公诉。
　　2008年3月，乐清法院作出判决，郑庆远兄弟犯妨害作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戚某犯帮助伪造证据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5名“债主”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和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不等。戚某等人不服，提起上诉。温州中级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律师何慧强妨害作证案
　　2010年6月3日上午，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法院对一起妨害作证、帮助伪造证据案公开宣判，以妨害作证罪，分别判处陈海东、何慧强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判处陈永根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沈建明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判决认定，2008年12月，陈海东之妻包某向江干法院起诉离婚。陈海东与其父陈永根商议如何使包某在财产分割时少分财产，后找到律师何慧强。2009年初，何慧强提出让陈海东串通他人虚构夫妻共同债务，然后通过诉讼将陈海东与包某共同购买的一套水景城房屋用来清偿债务，陈永根、陈海东要求在场的沈建明作为虚假债权人，沈建明同意。之后，何慧强打印了一份空白借款协议，让沈建明、陈海东分别以出借方、借款方名义签字，何慧强又在借款协议中填写了借款金额“捌拾万元”、借款时间“2006年4月20日至2007年4月19日”等内容，并让陈海东书写了一份“收到沈建明借款80万元”的收条。后何慧强制作了授权委托书等，让沈建明签名，并由陈海东支付了代理费用，于2009年3月以沈建明的诉讼代理人身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交了伪造的借款协议、收条等证据，要求陈海东归还沈建明借款及利息共计85.1060万元，同时申请将水景城房屋予以查封。2009年3月30日，江干法院对该民间借贷案件进行调解，何慧强、陈海东到庭参加，达成调解协议，同日江干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了该虚假债权债务的法律效力，并于2009年4月27日受理了该民事调解书的强制执行申请。
　　陈海东之妻包某的离婚诉讼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于2009年10月再次向江干法院起诉离婚。庭审中，陈海东的委托代理人提交了民事裁定书和民事调解书以证明陈海东有夫妻共同债务尚未清偿。包某认为该债务是虚假的，向司法机关控告。江干法院于2010年2月裁定该离婚案件中止诉讼，并于同年4月裁定民事调解书中止执行。
　　法院认为，陈海东、何慧强、陈永根为不法目的，指使他人作伪证，其行为均构成妨害作证罪，且情节严重；沈建明明知他人的不法目的仍积极帮助伪造证据，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据此，根据四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及陈永根的自首情节，作出判决。
　　陈海东、何慧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杭州中级法院审理后于2010年7月20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有一些案件不断披露：
　　浙江诸暨人李某曾两次提起离婚诉讼，但均因其出具过一份“如我提出离婚，艮塔东路二间店面房归妻子蒋某所有”的保证书，担心失去该房产而撤诉。李某找到好友张某，为其出具了一张52万元的借条，张某凭借伪造的借条起诉，经审判、强制执行，取得了两间店面房的所有权和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但实际仍属李某所有。一次醉酒后张某对他人吐露了此事。2008年12月26日，法院判决：李某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张某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浙江萧山人张宏与妻子沈芳离婚，为了多分得财产，找到了几个哥们，叫他们伪造证据到法院起诉自己。法院对三案作出判决：张宏与沈芳归还高白借款95000元、归还高春借款90000元、归还傅忠欠款129600元。败露后，2009年5月14日，法院以张宏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高白、高春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傅忠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浙江海宁人严永明与妻子邱某分居。严永明曾提出离婚，最终因海宁市区的房产归属问题没有离成。严永明找到好友老顾，老顾答应帮忙，伪造了借条。严永明带着借条，聘请律师打官司。判决要求严永明在十天内还清欠款35万元。严永明称无钱还债。老顾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拍卖该房产。后法院发现严永明伪造借条，并请律师代理打官司的事实。2010年7月14日，严永明被法院以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
　　浙江云和人汤某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与魏满仙的婚姻关系。其间，魏满仙通过自己的女婿李建友牵线，与何建儿串通，伪造了一张汤某、魏满仙曾向何建儿借款的借条。何建儿以汤某和魏满仙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请求二人归还借款3.2万元及利息。法院判决何建儿与魏满仙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后案发，法院于2010年8月11日，以妨害作证罪判处魏满仙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分别判处何建儿、李建友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三、虚假诉讼的动因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原则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
　　也就是说，夫妻偿还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是无限的、连带的，而且不论双方是否离婚，均应以夫妻共同财产、个人财产清偿。债权人有权向夫妻一方或双方要求清偿债务的部份或全部，它不分夫妻应承担的份额，也不分先后顺序。
　　夫妻共同债务既包括以夫妻双方达成合意以共同或夫妻一方的名义所形成的债务，也包括夫妻一方以自己名义或者以另一方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对于夫妻一方名义所负的债务，一般情况下基于婚姻关系的私密性，债权人对借款在夫妻间如何使用，是一方使用还是双方使用根本无法证明。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债权人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在实践中，对于夫妻一方名义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起诉的，只要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大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一些不良之徒动起了脑筋。
　　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很多虚假诉讼当事人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无可否认，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虚假诉讼，达到多分财产之目的，由于夫妻另一方举证不能，导致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日渐增多。虽然《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但一般情况下却很难查出其造假事实。
　　四、浙江的探索
　　1、浙江省高级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
　　浙江省高级法院对如何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08年12月4日，浙江省高级法院出台了《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对如何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作出了规定。
　　《若干意见》主要是从虚假诉讼的防范角度出发，根据民事审判的程序，从对当事人的立案诚信提醒、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的审查，以及对虚假诉讼的民事处理机制、奖惩措施等流程来制定对策的。
　　《若干意见》认为，虚假诉讼，是指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采取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方式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利用虚假仲裁裁决、公证文书申请执行，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或执行，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若干意见》提醒，要在审判中对民间借贷案件；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其他组织、自然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改制中的国有、集体企业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等六大类案件特别关注。
　　浙江省高级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浙江省高级法院2009年9月8日出台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九条则从如何确认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的角度作了界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
　　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出借人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二）夫妻另一方事后对债务予以追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