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
《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已由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07年9月13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年9月13日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九十八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防洪抗旱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防治洪水、沥涝，防御风暴潮和抗旱的有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防洪抗旱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科学防治、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团结协作和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防洪抗旱工作的统一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动员社会力量，做好防洪抗旱以及洪、涝、潮、旱灾害后的恢复与救济工作。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防洪抗旱工程设施建设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高城乡防洪抗旱综合减灾能力。
第五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全市防洪抗旱的组织、指导、协调、监督等日常工作。
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区、县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本辖区防洪抗旱的组织、指导、协调、监督等日常工作，业务上受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防洪抗旱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洪抗旱的义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在防洪抗旱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灾害防治
第七条 全市防洪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海河流域综合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批准后的全市防洪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河北区、南开区、红桥区的防洪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编制。其他区、县的防洪规划，由本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全市防洪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全市除涝、防潮等专业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全市防洪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区、县除涝专业规划，由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全市除涝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城市排水规划应当符合全市除涝规划和水污染防治规划。
第九条 建设防洪抗旱工程设施，应当符合全市防洪规划和水资源综合规划。
受洪水、风暴潮威胁的单位兴建自保工程应当符合防洪、防潮、除涝规划要求和设计标准。
第十条 建设防洪抗旱工程设施，应当明确工程管理机构，安排运行管理经费，保证工程设施建成后的正常运行。
第十一条 已投入使用的防洪抗旱工程设施的管理责任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工程设施进行维护管理，并对工程设施的运行安全负责。
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防洪抗旱工程设施定期组织检查，对不符合防洪（含防潮）标准或者有严重质量缺陷的设施，应当责成管理责任人采取除险加固措施，限期消除危险或者重建。
水库大坝的检查监督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二条 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和有关区、县人民政府对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隐患进行全面调查，划定重点防治区，并设立警示标志，采取预防和治理措施。
第十三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提出划定饮用水水源和备用水源保护区的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告。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完善排水设施和污水处理设施，实现雨水、污水分流，达标排放。
第十五条 本市鼓励对雨洪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雨洪水收集利用的具体规定和鼓励政策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因地制宜地建设雨水收集利用设施。
第十六条 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充分拦蓄、收集雨洪水。
第三章 防汛与抗旱
第十七条 防汛抗旱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
第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组织领导全市的防汛抗旱工作。其办事机构设在市水行政主管部门。
区、县人民政府设立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在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执行上级防汛抗旱指令，统一指挥本地区的防汛抗旱工作。其办事机构设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河北区、南开区、红桥区的防汛抗旱办事机构的设定，由各区人民政府指定。
市和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及其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由本级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九条 本市的汛期起止日期为每年6月15日至9月15日。情况特殊时，市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可以决定提前进入或者延长防汛期。
当河流的水情接近保证水位，水库水位接近设计洪水位、海潮超过警戒潮位或者防洪工程发生重大险情时，市或者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可以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第二十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区、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批准的防御洪水方案，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编制本市洪水调度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备案。
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批准后的洪水调度方案、防洪抗旱工程设施和水资源状况，编制防洪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防洪预案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适时修改完善。修改后的防洪预案，按原程序报批。
第二十二条 水库和重要闸坝、泵站的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批准后的洪水调度方案和防洪预案，以及工程设施实际情况，制定调度运用计划，报有管辖权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批准，并报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备案。
第二十三条 水库和重要闸坝、泵站等防洪工程设施的管理单位，在执行调度运用计划时，必须服从有管辖权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统一调度指挥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市和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各成员单位应当依据防洪预案的要求，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并及时向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有关情况。
第二十五条 有防洪、防潮任务的单位，应当根据洪水调度方案和防洪预案，制定本单位的防洪、防潮措施，征得所在地的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有管辖权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监督实施。
第二十六条 河道、水库、闸坝、泵站、海堤等工程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工程设施进行巡查，发现险情，应立即采取抢护措施，并及时向所在地的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发生重大险情时，所在地的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当立即组织抢险。
第二十七条 发生汛情、潮情、旱情紧急情况，市和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当向有关单位通报。有关单位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减少灾害损失。
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应当根据市和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提供的汛情、潮情、旱情，及时向社会发布防汛抗旱信息。
第二十八条 在紧急防汛期或者其他发生汛情、潮情紧急情况时期，市或者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可依照职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因抢险需要，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取土、占地、砍伐林木；
（二）组织群众安全转移；
（三）紧急处置壅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清除阻碍行洪的障碍物；
（四）依法决定实施陆地和水面交通管制；
（五）其他应急措施。
市或者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采取以上措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统一指挥，不得阻拦。
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事后应当及时返还或者给予适当补偿。取土、占地、砍伐林木的，应当依法向有关部门补办手续。
第二十九条 在汛期或者其他发生紧急汛情、潮情、旱情时期，河道、水库、闸坝、海堤、泵站、码头、排水工程设施等的使用，必须服从市或者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统一调度和指挥；利用水工程设施和与防汛抗旱有关的水体从事旅游、航运、体育、餐饮、娱乐等活动，必须服从市或者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统一管理。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启用防洪抗旱工程设施。
第三十条 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水资源条件、水工程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编制抗旱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 在旱情发生时，市和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确定干旱等级，按照抗旱预案，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第三十二条 在旱情紧急情况下，市或者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当按照优先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的原则，采取以下应急措施：
（一）核减用水计划和供水指标；
（二）暂停洗车、洗浴等服务业用水和高耗水工业用水；
（三）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用水实行定时、定点、限量供应；
（四）启动城市应急后备水源；
（五）统一对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淡化后海水等水源进行调配；
（六）组织车辆实行人工送水；
（七）临时设置抽水泵站，开挖输水渠道，应急打井，建蓄水池；
（八）必要时封堵有关排水、排污口门，保护水源水质；
（九）其他应急措施。
第三十三条 旱情紧急情况下的跨流域调水预案，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经市人民政府同意，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本市跨区域的调水预案，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区、县人民政府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四条 发生灾害后，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灾区的生活供给、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治安管理、学校复课、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等救灾工作以及所管辖地区的水毁工程设施修复工作。
第三十五条 受灾地区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当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对洪、涝、潮、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情况进行核实，提出减灾措施，及时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第三十六条 防洪抗旱经费按照政府投入为主、受益者合理负担的原则筹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提高防洪抗旱投入的总体水平，保证防洪抗旱工程设施建设资金及时到位和配套资金足额落实。
第三十七条 防洪抗旱经费主要用于下列事项：
（一）防洪抗旱工程设施建设、维护和修复；
（二）水文测报、旱情监测、通信预警、生物措施等防洪抗旱非工程设施的建设、维护和修复；
（三）抗洪抢险和水毁工程的修复；
（四）防汛抢险、抗旱物资储备；
（五）防汛机动抢险队伍、抗旱服务组织建设；
（六）防洪抗旱日常工作。
防洪抗旱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严格审计监督。
第三十八条 市和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当按规定储备一定数量的防汛抢险、抗旱物资。
有防洪、防潮自保任务的单位应当储备必要的抢险物料，并接受市和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防汛抗洪抢险专业队伍，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设备、车辆，提高防汛抢险能力。
本市鼓励组建农民用水者协会等抗旱服务组织。各级人民政府对抗旱服务组织应当予以扶持。
第四十条 在汛期或者其他发生紧急汛情、潮情、旱情时期，公安、交通、公路等有关部门应当保障防汛、抗旱指挥和抢险车辆优先通行，免收过桥（路）费。防汛、抗旱指挥和抢险车辆标志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印制，市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核发。
第四十一条 市和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防汛抗旱信息系统，提高防汛抗旱预报、预警和指挥决策支持能力。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管理责任单位对不符合防洪（含防潮）标准或者有严重质量缺陷的防洪抗旱工程设施，未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采取除险加固措施，按期消除危险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汛期或者其他发生紧急汛情、潮情、旱情时期，利用水工程设施和与防汛抗旱有关的水体从事旅游、航运、体育、餐饮、娱乐等活动，不服从统一管理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不执行经批准的调度方案、预案的；
（二）拒不服从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调度和指挥的；
（三）擅自启用防洪抗旱工程设施的；
（四）截留、挤占、私分和挪用防汛抗旱经费及物资的。
第四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按其规定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角色商品化现象以有组织的形式出现，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迪斯尼公司专门对米老鼠、唐老鸭和高菲狗等动画角色的二次商业性开发。之后政界、演艺界的名人形象、各种各样的虚构人物形象、虚拟动物形象、角色的名称以及各种角色标识的运用都成为角色商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虚拟角色的名称虽然不如虚拟角色形象那样生动直观，但知名角色的名称也能够使消费者联想到整个角色本身，产生感染情绪。因此，虚拟角色的名称常常伴随角色形象一同被商品化运用，甚至单独使用，虚拟角色名称的商品化现象应运而生。
（一）虚拟角色名称商品化权的含义
我国现行立法中没有商品化权的规定，从理论上看，虚拟角色名称的商品化权应当从属于虚拟角色商品化权，而虚拟角色商品化权又是角色商品化权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因此，要想了解虚拟角色名称商品化权的含义，需要从整个角色商品化权体系来把握。在两大法系的发达国家，至今尚无专门法律来明确这一权利，只是在判例和学说中都有所体现。在美国，商品化权经历了从附属于隐私权到从隐私权中分立出来的演变过程。美国理论界根据当时被频繁应用于商业领域的对象，将“Merchandising Right”（商品化权）分为“Right of Publicity”(形象权)和“Right in Characters”(角色商品化权)。把各类角色分为真实人物(如影视角色中的历史人物或现实仍活着的人物)和虚拟角色(如米老鼠)两类来保护，相关的权利被分别列入“Right of Publicity”和“Right in Characters”。[1] 因此，虚拟角色名称商品化权即属于“Right in Characters”。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引入了“Merchandising Right”的概念，并将其直译为商品化权。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了“商品化权保护协会”等民间组织。在日本，商品化被描述为形象“对顾客的吸引力”——在某些商品上使用著名人物的形象或姓名、虚构人物或动物的形象或名称，吸引顾客，从而增强商品的购买力。[2] 而德国学者Schertz对商品化的定义是“为了旨在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包括促销与广告）的经济用途，权利人自己或者通过授权给第三人，除了常见的主要应用之外，广泛地二次利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人物，特别是虚构形象、真实人物、姓名、标题、图章（Signets）、标识语、声音、装潢要素、设计和画片（除去其自身的活动和表现领域外）。”[3]
在1993年11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国际局公布的研究报告中，将角色商品化权（Right in Characters）描述为：虚拟角色的创作者，或该角色的真实人物，或其他一个或多个经授权的第三方，对于角色的主要个性特征进行改编或二次利用，通过将该形象与不同的商品或服务相联系，使得预期的消费者因为对该形象的熟悉和认同而购买该商品或服务。[4] 因商品化涉及的客体不同，法律保护的范围与期限也不同，角色商品化又可分为三类，即虚构角色的商品化和人格的商品化(即真实人物的商品化)以及介于两者之间形象的商品化。[5]
上述各国学说和WIPO的定义虽然对于角色商品化权的表述不完全相同，但都将其视为一种商品或服务的营销手段，并基本分为真实角色和虚拟角色两个范畴。我国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国内法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1)形象权说。该说认为:“角色商品化权就是作品中真人的形象(如在世之人的肖像)、虚构人物的形象，创造出的人及动物形象，人体形象等被付诸商业性使用的权利。”[6] (2)虚构角色说。该说将角色商品化权定义为“是著作权人使用其作品之角色印刷于销售的商品之上的专有权利。”[7] (3)公开形象权说。该观点将角色商品化权称为“公开形象权”。[8] 该定义将形象划分为两大层面:一是狭义的形象权，即在商业活动中利用名人形象的独占权，主要是指那些具有实质人格特征因素的形象，如姓名、肖像、签名、声音等。二是广义上的形象权。这一范畴除包容狭义形象权内容外，还主张那些与有生命特征难以联系，但又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观念性内容(如，甲A、有特殊含义的数字等)也可列入角色商品化权保护范围之内。（4）商品化权说，该学说认为，所谓商品化权是指能够创造商业信誉的人物或动物角色、形象、著名作品名称或片段，广为人知的标志或它们的结合进行商业性使用的独占权。[9]
笔者认为，上述各种学说中，商品化权说的定义较为准确地揭示了角色商品化权的实质，包含的范畴超越了传统民法的“形象权”和“公开权”。因此，虚拟角色名称的商品化权可类推定义如下：所谓虚拟角色名称的商品化权，指的是权利主体利用文学艺术作品中虚构的角色名称，进行商业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二）虚拟角色名称商品化权的性质
国内学术界对商品化权的性质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新型人格权说”、“新型知识产权说”、“无形财产说”。[10] 其中“新型知识产权说”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笔者认为，虚拟角色名称商品化权是一种具有无形财产权益内容的新型的知识产权。其地位正如郑成思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在一般民法与版权之间，以及在商标权、商号权、商誉权与版权之间，存在着一个边缘领域。正是像把工业版权领域问题无论放到工业产权领域还是版权领域解决，都不尽合理一样，把这一边缘领域的问题无论单放到人身权（或商标权等）领域还是单放到版权领域解决，也都难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11]
首先，虚拟角色名称商品化权既符合知识产权的本质，是一种对智力劳动成果收益的权利，也符合知识产权的特点，即存续和保护应当具有时间性和地域性，行使具有独占性，客体具有无形性等，因而是一种知识产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第8款将知识产权的范围界定为8个方面，角色商品化权可以放在最后一项——“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里一切其它来自于知识活动的权利”中，是著作权与广告使用权等的交叉。
其次，虚拟角色名称商品化权虽然源于著作权等传统的知识产权，但又不能归于传统的权利领域，是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这是由其独特的权利客体决定的。这种权利着眼于利用知名的虚拟角色名称的光环，使消费者产生好感，从而比较隐蔽地为产品赢得了一个有利的趋势，一种良好的感觉和支持。因此其权利的客体是虚拟角色名称在商业化运用中产生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与传统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专利权保护的发明创造、商标权保护的商标有根本的不同。
（三）虚拟角色名称商品化权的构成要件
首先，从主体上来看，虚拟角色名称商品化权的主体应当是有权对虚拟角色名称进行商业化运用的自然人或法人等。根据财产性权利取得的一般原理，又可以分为原始主体和继受主体。一般情况下，创作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是原始主体，享有虚拟角色名称商品化权各个方面的利益。而继受主体分为继承和契约两种情形。其中，通过签订契约来进行权利的转移应当是市场经济中对虚拟角色名称进行合法商业运用的有效手段，相关立法的完善和公众意识的提高也是解决目前社会中“搭便车”等无序现象的根本途径。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权利主体不能够与著作权主体相混淆。著作权转移时，如无明确法定或约定情形，虚拟角色名称商品化权并不当然一并转移。这是因为两种权利的性质不同，带来的财产利益也往往相差悬殊。
其次，从客体上来看，如前文所论述的，是虚拟角色名称在商业化运用中产生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而非虚拟角色名称本身。这是因为虚拟角色名称在作者创作出来之后，并不当然产生商品化权，而是由原始主体自行或者经过转让，利用其进行广告宣传、产品装潢、企业名称、商标注册等，在流通过程中对消费者产生了无形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形成了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才产生了虚拟角色名称的商品化权。这种感染力和号召力是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体现了基于对虚拟角色的控制、利用和支配行为而产生的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因而是权利的客体。
再次，从对象上来看，即虚拟角色的名称。具体来说，就是文学艺术作品，如小说、漫画、动画及影视作品中，作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创作出来的，现实中不存在的人物、动物等其他角色的姓名、绰号等名称。一般来说，能够进行成功的商品化，有进行权利保护必要的虚拟角色名称应当依附于知名的角色，取得了良好的公众认同，能够为商家带来丰厚的利润，并且还未进入公有领域，从而可以排他地使用，如“刘老根”、“奥特曼”、“哈利·波特”等。笔者认为，从法理上看，自然人的姓名或企业的商号能够获得保护的原因在于其法律人格的独立性。相类似地，对于虚拟角色的名称，只有其依附的角色能够明显区别于他人创作的同名角色，具有显著的区分特征和鲜明的个性态度、语言风格、爱好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人格已经可以独立于作品时，其名称才有保护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不同商业利用情境中的相同虚拟角色名称，可以容易地定位到同一角色。
最后，从内容上来看，即权利主体占有虚拟角色名称、商业化运用、取得收益和进行转让等处分的权利。由于其具有无形财产权的性质，因而在权利实现方式上与其他财产权类似，可以分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积极权利是指权利主体自行运用和转让的权利，包括独占开发权、转让权、许可使用权等。消极权利则指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擅自使用虚拟角色名称进行商品化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