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及其证明规则的历史沿革
胶州市工商局 高长玉
我们当前执法的前提是查清事实，而查清案件事实的过程就是收集证据并利用其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收集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也有一套特别规则，相对我们工商执法来讲，如果但讲法律规定，很简单，就是《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上的几条条款。我今天想跳出咱们单纯工商行政执法的小圈子，从古代证据规则的演变、中外证据制度的差异、未来证据规则的发展三个方面，来阐述证据规则从无到有、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来简单的说明中西方证据制度的差异，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拓宽大家的工作思路，为我们的行政执法服务。
一、古代证据规则的发展历史
先从中国古代诉讼活动中的证据制度说起，我国西周之前的审判制度中，由于是以神判天罚为特点，各种证据的地位可谓无足轻重，我们可以从法的繁体字上分析。法左边从水，表示法平似水。右上边是似鹿的字形，是一种异兽獬豸，又叫独角兽，当时双方争讼，族中的长老就把他们带到独角兽的跟前，让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谁说假话，独角兽就用角触之，谁就败诉，因此右下部从去。
到了西周时期，法官已开始强调“听狱之两辞”。没有被告的供词，一般不能定案。《周礼》中有关当时的法官以“五听”断案的论述。“五听”包括：（一）辞听（理屈者则言语错乱）；（二）色听（理屈者则面红耳赤）；（三）气听（无理则喘息）；（四）耳听（理屈者则听不清法官的问话）；（五）目听（理屈者则双目昏花，无神）。（注：《周礼·秋官》）其中的“辞听”即为口供，法官在庭审中可以凭自己的判断认定证词，判决案件。“五听”狱讼，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审判方式，口供亦是自此开始确立其在诉讼中的地位。
秦汉时期，仍旧保留了对口供的一贯重视，为获取被告的供述，可以不择手段。建立了合法化，制度化的刑讯制度的，口供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到唐代，口供这一证据制度已趋于成熟、完善。但同时也规定，只要证据确凿，被告人即使不承认所控罪行，也可以断案，而且还强调“疑罪从轻”。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在关于口供的规定上基本与唐代一致，有时甚至有倒退的趋向。如在明朝，为加强专制极权制度，设立了“东西厂”，“锦衣卫”特务机构，刑讯逼供一度恶性化。至明、清时，“疑罪从轻”的传统也被取消。
除了口供，其他形式证据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例如证人证言问题，从秦代已开始注意询问证人，获取证人证言，但对证人证言制度最为详尽规定开始要首推唐律。唐律中明确规定证人资格问题。“旬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因缺乏作证能力，“皆不得令其为证”。（注：《唐律疏汉·断狱律》）唐律对证人制度的规定还反映出古代诉讼中专横与擅断的特点。在审理案件中，不仅可以刑讯被告人，还可刑讯证人。唐代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一般案件“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告定罪”“三人证实，二人证虚。”（注：《唐律疏汉·断狱律》）可见只有三人以上提供的证言，在法律上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种形式主义“众证定罪”的原则，到明、清时仍沿用不致。
在古代证人证言制度中，还体现出中华法系证据制度的特色之处，那就是与证人证言制度相对的“亲亲相隐”原则的存在。自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的官方统治地位后，受儒家礼教原则的影响，“亲亲相隐”便从汉代开始成为刑法制度中一基本原则，成为证人证言制度的例外规定。按孔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注：《讼语·子路》），于是在汉宣帝时正式下诏公布：“从今以后，儿子首谋隐匿父母，妻子隐匿丈夫，孙子隐匿祖父母，均不治罪；而父母隐匿儿子，丈夫隐匿妻子，祖父母隐匿孙子，若属殊死重罪，都要上请廷尉，区别对待。”（注：《汉书·宣帝纪》）自此，法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免去其告发和作证的义务，“亲亲相隐”原则开始法律化。这种屈法伸礼的原则反映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证据制度的深刻影响。自汉以后，为后代各王朝承袭沿用，并制度化为一法定基本原则，这可以说是中华法系的证据制度中独有的特色。
对于物证，自秦代起，已有司法机关注重收集凶器，赃物等物证的记载，秦简《封诊式》中就有与物证相关的一记载：甲，乙二人捕获丙、丁并将他们私铸的钱币与器物送交官府（注：《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治狱》），作为定罪的物证。唐代对赃物“露验”的案件，也主张以物证定罪（注：《唐律疏汉》）。在古代的证据制度中，对物证制度记载的史料虽不丰富，但物证在证据制度中仍有一席之地是无疑的。
对于勘验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等进行勘查检验的记录。中国古代在勘验笔录制度方面的发展状况是十分突出的，在秦代时期，勘验水平已是层次不低，但到唐宋以后，勘验制度的发展达到高峰时期。如南宋孝宗淳熙元年，下诏颁行《检验格目》，宁宗嘉定四年，又颁行《检验正背人行图》，其中规定：“令于伤损去处，依样朱红书昼，唱喝伤痕，众无异词，然后署押。”（注：《宋史·刑法志》）勘验中，还规定了报检、初检，复检等法定勘检程序。同时对勘验人有责任规定：勘验人员应按照勘验的范围、时间，如实勘验，不许受贿舞弊，违者论罪。可见这一时期勘验笔录作为法定证据的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
由于宋代重视勘验，客观上推动了法医学的发展，如宋代相继出现了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宋慈的《洗冤集录》等等法医学名著和案例，使中国古代的勘检制度在经验的基础上向理论化发展。尤其是宋慈的《洗冤集录》，从法医学的角度，通过大量的鉴定实例，对许多容易混淆的伤亡现象和死亡现象的原因作出了比较科学的鉴定结论，作为中国古代出现的首部法医学专著，虽然其中的一些勘验手段在今天看起来存在许多错误与不足，但其仍不失为一部极有价值和影响力的专著，不仅被元、明、清各代承传，而且还刊版印刷流传到亚洲，欧洲等国家地区，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古典法医学的代表之作。
说完了中国古代，再谈谈古代西方。古代西方国家审判中最早使用“神誓法”来判定案件事实。在法庭上，一方当事人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正确的形式和姿势对神宣誓并提出指控，然后由对方按照同样严格的方式对神宣誓并做出反驳。如果一方出现了形式上的错误，或者在陈述过程中表现出口吃等“有罪征象”，法庭就可以判其败诉，因为神的旨意已经通过这种“审判方式”告知人们了。
如果案件所涉及的是一种严重的罪行，那么神的“旨意”就不能仅由一人宣誓来证明。于是，不仅当事人要宣誓，还要有其他人的辅助宣誓。这些人被称为“誓言帮手”(OATH-HELPER)。他们要宣誓证明当事人的誓言是真实的。如果“誓言帮手”在宣誓之后也没有受到神的责罚，法官就可判该当事人胜诉。案件情况不同，法律对“誓言帮手”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争议事实的性质越严重，法律所要求的“誓言帮手”数量也就越多。
除了神誓法外，古代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法是“神明裁判”，即通过让当事人接受某种肉体折磨或考验来查明案件事实。一般来说，接受折磨或考验的人都是被指控者，而这种折磨或考验通常都伴随着由牧师或神父等神职人员主持的弥撒或祈祷等宗教仪式。以“热铁审”为例，牧师给烧红的铁块撒上一些“圣水”并说道：“上帝保佑，圣父、圣子和圣灵，请降临这块铁上，显示上帝的正确裁判吧。”然后他让被告人手持那块热铁走过9英尺的距离。最后，被告人的手被密封包扎起来，三天之后查验。如果有溃烂的脓血，则其被判有罪；否则就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是铁手，谁就能逃过一切法律的制裁。
欧洲一些地区还曾经使用过一种鲜为人知的“圣经考验法”。牧师在祈祷之后把一本《圣经》挂到一根木棍上，保证其可以自由地左转或者右转。然后让被考验者站在悬挂的《圣经》面前陈述案情。如果其陈述之后《圣经》按照太阳运行方向旋转，就证明他是清白的；如果相反，就证明他有罪。
在中世纪欧洲广为流行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式是“决斗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双方证明方法”，也是最受人尊重的“神明裁判”方法，一般只有贵族和自由民才有资格选用。如果一个自由民卷入一个民事诉讼，或者被指控犯有重罪，那么他可以要求与对方进行决斗。在刑事案件中，这种决斗往往是指控人和被指控人之间的生与死的决定，因为决斗的负者会被送上绞刑架。在民事案件中，当事人不必自己决斗，可以雇佣职业剑手去决斗。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决斗都要在法庭安排的宗教仪式下进行，而且那决斗结果就是最终的裁决。这种司法证明方式在法国延续的时间最长。1818年，一位被指控的自由民要求与对方决斗，但是国会认为这种方法所证明的事实不可靠，便决定废除了“司法决斗”。
毫无疑问，“神明裁判”是一种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但是它有时也能产生理性的效果。有些“神明裁判”方法就跟抛硬币的效果一样，正确和错误各占一半。例如，当事人的有罪心理可能会影响其宣誓时的神态；有罪感有时会使人在决斗中心神不定或丧失斗志等。
在现代人的眼中，各种“神明裁判”方法都是荒唐的和滑稽的，但是这些早期的司法证明手段实际上比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更有效力。因为当时人们对合理和正义等观念的理解显然都屈从于对神的情仰和崇拜，可是说神灵主宰了他们的一切。
最早在司法证明方式中注入理性因素的法律规定大概是11世纪日尔曼民族的“旧西弗里西亚法律”（注："the laws of Old-West Frisians，a typical Germanic peop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William Anerew Noye:Evidence:Its History and licies,(1991)p.8.）。西弗里斯安人住在与荷兰海滨低平原相连接的弗里西亚群岛上。由于他们的生活一直受到海岸水土流失的威胁，所以修筑堤坝就是每一个当地居民的基本义务。诚然，他们的法律中还有很多“告知真理”的规定，如“神誓法”、“司法决斗”和“神明裁判”等。但是，如果居民没有履行修筑堤坝的义务，海水是不会尊重什么“神明裁判”的。于是，那里的人就率先越过“告知真理”去追寻“发现真理”。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负责修建堤坝的官员指控某个居民没有履行义务，但是该居民声称自己已经履行了，那么官员就要找出“国王证人”来支持其指控，而被指控的居民也可以在“法律代言人”的帮助下对“国王证人”的证言提出置疑，甚至可以推翻那些已经在“圣物”面前宣誓的证言。这说明法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人的裁断能力。
理性司法证明方式在萌芽之后，整整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在欧洲的司法系统中成长起来。这一生长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司法活动的介入；第二，调查犯罪成为了政府的职能；第三，审判成为了政府打击犯罪的手段，同时抛弃了原来的非理性证明方式。
在那个时候，一种新的审判方式就应运而生了。法庭传唤一些可能了解与该争议有关之情况的当地居民出庭，让他们在宣誓下接受审问并做出裁决。这就是所谓的“陪审团审判”模式的雏形。那时的陪审团是由了解案情的12名当地居民组成的。这些人被召到法庭来的目的不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而是向法庭提供他们了解的案件事实。他们在法官的指导下宣誓讲出与案件纠纷有关的真实情况。从现代意义上讲，他们是证人，因此法官要审查他们与案件有关的知识、意见和信念。法官首先要告诉陪审团将要让他们讲出事实真相的是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要在法庭执行官的监督下进行评议……如果他们不能得出一致意见，就把他们分隔开，分别查询他们不能得出一致意见的原因。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案情真相，少数人不知道，那就可以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判决。如果他们宣誓说他们对案件事实一无所知，那就可以再召其他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来做陪审员。就判决而言，陪审员了解案情的途径并不重要。无论是他们直接得知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都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除非有人证明其来源不可靠。
显而易见，这种陪审制度适用干那些人口少、地域小的村镇，因为那里的人们互相认识，而且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这种陪审团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此，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陪审制度必然逐渐消亡。出现了“不知情陪审团”，同时也推动了证据规则的产生和发展。
安徽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1月30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7年1月30日公布 1997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加强高速公路管理，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和高效运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我省高速公路上通行的车辆、乘车人以及在高速公路管理范围内从事其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省交通部门是本省高速公路养护、路政和车辆通行费征收的主管部门。省公安部门是本省高速公路交通秩序、安全管理和交通事故处理的主管部门。
高速公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协助做好高速公路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广泛宣传高速公路管理的法律、法规，教育群众自觉维护高速公路的完好和畅通。
实施本条例，有下列事迹之一的组织和个人，由高速公路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发现高速公路及其设施重大隐患，及时报告或者排除隐患避免重大损失的；
（二）在高速公路抢险救援工作中成绩突出的；
（三）同破坏高速公路及盗窃、损坏其设施的行为作斗争有功的；
（四）检举、揭发偷、漏车辆通行费或者伪造车辆通行费票据的行为有功的。
第二章 养护管理
第五条 交通部门依据高速公路养护标准，负责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的养护和维修，保持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的整洁和完好。
第六条 高速公路养护人员在高速公路上作业，应在设置的安全防护范围内进行，穿着统一的安全标志服装。
高速公路养护作业现场，应按规定设置施工警告标志、限速标志、导向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
夜间和雨、雪、雾天气作业应在作业现场设置警视信号。
养护、维修作业的车辆、机械，应喷涂统一的标志颜色，在行驶和作业时，应开启示警灯。
高速公路维修应当规定修复期限。施工期间，应当采取措施，保证车辆通行。
第七条 高速公路及其设施因遭受自然灾害或者交通事故而损毁时，交通部门应采取措施及时修复；遭受重大损毁时，高速公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应组织力量协助清除路障。
第三章 路政管理
第八条 交通部门负责管理和保护高速公路及其用地和设施，有权依法检查、制止、处理各种侵占、破坏高速公路及其用地和设施的行为。
第九条 修建跨（穿）越高速公路的桥梁、渡槽、管线等设施，或者在高速公路上临时作业的，应经交通部门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经公安部门同意。造成高速公路及其设施损毁的，建设单位应负责修复或者赔偿经济损失。
第十条 禁止在高速公路两侧隔离栅外缘各30米范围内新建或者改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修建临时性建筑的，须经交通部门同意后，报有关部门审批；因高速公路建设、拓宽改造等需要拆除临时性建筑时，应当拆除。
第十一条 在高速公路及其设施上设置标志牌、广告牌、宣传牌等，不得妨碍高速公路畅通和安全，并报经交通部门批准，由交通部门统一规划、统一制作标准。
第十二条 超过高速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的车辆，不得擅自通过高速公路桥梁。特殊情况确需通过高速公路桥梁的，应经省交通部门批准，并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后，方可行驶。
禁止履带车、铁轮车以及其他可能损害公路路面的运输机具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第十三条 禁止下列危及高速公路及其设施安全的行为：
（一）占用、拆除、移动、涂抹、污染、损毁高速公路及其设施；
（二）在高速公路上试刹车；
（三）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取土、堆放杂物、倾倒垃圾、开沟引水；
（四）在高速公路大中型桥梁200米范围内从事开山、采矿、爆破等各种影响公路、桥梁安全的作业；
（五）在高速公路隧道上方、隧道洞口两侧各100米范围内从事爆破、采石、伐木和取土；
（六）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向车外滴漏、流淌、抛撒物品；
（七）其他危及高速公路安全的行为。
第四章 交通管理
第十四条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标准。
第十五条 车辆进入高速公路起点后，应尽快将时速提高到50千米以上；从匝道进入高速公路后，应当在加速车道上提高时速；驶入行车道时，不得妨碍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车辆驶离高速公路时，应按出口预告标志进入指定车道减速行驶。
第十六条 车辆进入高速公路后，应当在行车道上行驶。当前方有障碍或者需要超车时，应当开启转向灯，确认安全后再变更车道。通过障碍或者超过前车后，应驶回原车道，不得骑、压车道分界线行驶。
禁止在高速公路起点、终点、硬路肩、匝道和匝道出入口处超车。
第十七条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最低时速不得低于50千米，最高时速不得高于110千米。有限速交通标志的，应按照限速交通标志所示时速行驶。
第十八条 车辆在同一车道上行驶，后车与前车必须按下列规定保持行车间距：
（一）时速70千米以下，行车间距不得少于70米；
（二）时速70千米以上，行车间距不得少于100米。
车辆在雨、雪、雾天和夜间或者冰雪路面上行驶时应当减速，并加大行车间距。
第十九条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准超员、超载。货运车辆除驾驶室乘坐人员外，其他任何部位不准载人；乘车人不准站立、不准向车外抛弃物品；安装有安全带的车辆，其驾驶员和前排乘车人必须系安全带。
第二十条 车辆载运危险物品或者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长度、宽度、高度超过规定时，须经公安部门批准，按指定的时间、路线、车道、时速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
第二十一条 车辆因故障不能离开行（超）车道，或者发生效能肇事，驾驶员和乘车人必须迅速转移到右侧安全地带。
第二十二条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临时停车检修的，应当驶离行车道，停在右侧路肩，并开启车上危险信号，夜间还须同时开启示宽灯和尾灯。
第二十三条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肇事，应立即就近报告公安部门，并开启车上危险信号灯，在车后100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夜间还须同时开启示宽灯和尾灯。
公安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赶到肇事地点，及时处理交通事故，并通知交通部门。
第二十四条 除救援、清障车外，禁止其他车辆拖曳故障车、肇事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救援、清障车必须安装标志灯具并喷涂明显的标志，执行救援、清障任务时，须开启标志灯具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第二十五条 禁止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调头、倒车、逆行和穿越中央分隔带以及在高速公路上、下乘客或者装卸货物，学习和实习驾驶员不得驾车进入高速公路。
除依法追缉、堵截逃犯和犯罪嫌疑人外，任何人不得在高速公路上检查车辆。
第二十六条 遇有雨、雪、雾天影响车辆正常行驶时，公安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限制车速，并由交通部门设置限速标志。遇有道路严重损坏或者施工作业，以及自理重大交通事故、疏导交通阻塞时，公安部门可以调整车道，但应事先予以公告，并在车道入口处设立明显提醒标志。当非正
常状态消失后，应及时拆除标志物。
第二十七条 因不可抗力或者重大交通事故致使车辆通行安全难以保障或者交通严重受阻时，经公安部门会同交通部门批准，可以对部分路段或者全路交通实行限时封闭，并在车道入口处设立明显提醒标志。
第二十八条 禁止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以及设计最大时速低于70千米的机动车辆进入高速公路，但执行高速公路养护作业的人员与机械、车辆除外。
第五章 收费管理
第二十九条 进入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均应缴纳车辆通行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车辆通行费由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收费站计收，其他单位和个人无权计收。
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和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条 车辆通行费收费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持有收费证件并佩戴标志，坚持文明收费，方便行车，不得随意关闭收费站道口。
第三十一条 车辆通行费，应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和挪用。
第三十二条 禁止在收费站从事与高速公路收费及交通安全管理无关的活动。
第六章 服务与监督
第三十三条 交通部门应当按技术标准完善高速公路的配套服务设施，为司乘人员提供车辆维修、加油、救援和其他公益性服务。交通、公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及时清除影响高速公路畅通的障碍物。
交通部门应当逐步建立、健全高速公路的通讯、监控、收费、照明等现代化管理系统和设施，提高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
第三十四条 交通部门应当加强对高速公路经营机构的监督管理，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交通、分安部门应建立、健全巡逻制度，保障高速公路的畅通和司乘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
第三十五条 高速公路的服务收费，应明码标价，遵循保本微利的原则，其收费范围和标准收省交通部门会同省物价、财政部门制定。遇有特殊情况或当事人有特殊困难的，可酌情减免部分费用。
第三十六条 高速公路的经营、服务人员，应做到合法经营，文明服务，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提高服务收费标准；
（二）擅自扩大服务收费范围；
（三）拒绝提供合理服务；
（四）强制提供服务；
（五）刁难或勒索司乘人员。
第三十七条 因交通、公安部门管理人员过错，造成正常行驶车辆损毁的，由其所在单位按有关规定向车主赔偿损失。
第三十八条 交通、公安部门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投诉或检举、揭发。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于受理之日起15日内答复投诉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高速公路及其设施损毁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由交通部门处以1000元至5000元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交通部门责令补缴车辆通行费，可处以500元至2000元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交通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可并处500元至1000元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四条 交通、公安部门及其管理人员，必须秉公办事，严格执法。对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高速公路”是指按国家《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修建的，设有高速公路标志和有关设施，专供车辆分道高速行驶，并全部控制出入的道路。
“高速公路用地”是指高速公路及其两侧依法征用的土地。
“高速公路设施”是指高速公路排水设施、防护构造物、交通工程设施、安全设施、照明设施、通讯设施、养护设施、服务设施、监控设施、检测设施、界桩、测桩、里程碑、标志牌、花草树木及专用房屋等。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有关高速公路养护、路政和车辆通行费征收条款在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交通部门负责解释。
本条例有关高速公路交通秩序、安全管理和交通事故处理条款在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公安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7年5月1日起施行。
1997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