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1994年7月30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9年9月24日青海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妇女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监督检查有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二）调查研究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协调推进有关保障妇女权益重大事项的落实；
（四） 总结推广保障妇女权益工作的经验；
（五）接受对侵害妇女权益行为的投诉、举报，提出处理意见或者建议，督促、协助有关部门查处；
（六）办理其他有关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事项。
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妇女联合会，负责日常工作。
第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六条 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和维护妇女的利益，听取和反映妇女的意见、建议，接受妇女的投诉，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八条 省、西宁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中妇女代表候选人的比例一般不低于30％。自治州、县（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中妇女代表候选人的比例一般不低于25%。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女性成员。
第九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培养、选拔和任用干部时，必须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并有适当数量的妇女担任领导成员。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重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妇女干部，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的领导成员中应当配备少数民族妇女干部。
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可以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推荐妇女干部。
第十条 城镇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牧区的村（牧）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女性成员。
第十一条 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中，女职工代表比例应与本单位女职工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相适应。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时，对涉及妇女权益的重大问题，应当听取妇女联合会的意见。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时，不得含有歧视妇女的内容，对涉及妇女权益的事项，应当听取本单位妇女组织的意见。
第三章 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第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必须保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迫使女性儿童少年辍学。
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因疾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学校应当保障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普通中小学校应当接收能适应其学习生活的残疾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符合入学条件的残疾、贫困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提供救助。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资救助。
第十六条 学校在录取学生时，除国家规定的特殊专业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性，不得提高女性的录取标准，不得限定女性录取比例。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开展妇女职业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妇女的业务素质和劳动技能，为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就业提供帮助。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和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用人单位与女职工订立劳动合同时，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
用人单位在与工会订立集体合同时，可以订立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用人单位在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务时，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不得歧视妇女。
第十九条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在享受福利待遇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二十条 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并依照相关规定享受相应的假期和待遇。
用人单位不得以结婚、怀孕、产假、计划生育假、哺乳等为由，降低、取消女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或者限制女职工晋级、晋职、评聘专业技术职务。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女职工从事不适合妇女的工作和劳动。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推行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制度，并纳入社会统筹范围。参加生育保险的单位女职工生育的，按照规定享受生育津贴，核报生育医疗费、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等费用；尚未参加生育保险的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承担女职工的生育医疗等费用。
农村孕产妇的住院分娩费用应当按照规定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范围，按规定标准予以报销。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农村的贫困孕产妇和城镇低保户中的孕产妇提供必要的生育救助。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妇幼保健事业，改善妇女的卫生保健条件，加强妇女病的普查工作。
用人单位应当每一至二年组织女职工进行一次妇科保健检查，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第四章 财产和婚姻家庭权益
第二十四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在婚姻、家庭共有财产关系中，不得以收入少、无收入或者其他理由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
第二十五条 离婚、丧偶妇女个人所分割或者继承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离婚、丧偶妇女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携带自己的财产再婚时，任何人不得干涉。
第二十六条 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分配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拖欠、剥夺妇女依法应当获得的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用。
在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或者讨论决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各项权益事项时，不得以妇女未婚、已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财产权益。
第二十七条 在土地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土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土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土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土地。
第二十八条 农村、牧区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户、双女户，在解决宅基地、医疗、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方面，应予照顾。
第二十九条 妇女的婚姻自主权受法律保护。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不得以宗教、习俗仪式代替婚姻登记，不得以宗教、民间习俗干涉妇女的结婚、离婚、再婚自由。
丧偶、离婚妇女有再婚和不再婚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
第三十条 夫妻离婚时，原住房属于男方婚前个人所有的，女方购买住房或者租房居住有困难，男方有条件的应当给予帮助。
第三十一条 夫妻离婚后子女随母亲生活的，女方可根据子女的生活、教育等实际需要，要求男方增加抚养费。
第三十二条 任何人不得以生育女婴或者不生育为由迫使妇女离婚。因生育女婴或者不生育，女方受虐待导致离婚的，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照顾女方和子女利益。
第五章 人身权利
第三十三条 禁止溺、弃、残害女婴；禁止虐待、遗弃残疾、弱智、孤寡、老年、患病的妇女；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妇女；禁止用迷信、暴力等手段残害妇女。
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第三十四条 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含有淫秽色情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肢体动作、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等方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遭受性骚扰的妇女，可以向本人所在单位、行为人所在单位、各级妇女联合会和有关机关投诉。
妇女组织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宣传教育。用人单位、公共场所管理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情况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第三十五条 禁止对女性儿童少年实施性侵害。父母、学校、幼儿园和其他负有监护责任的单位、人员应当依法履行对女性儿童少年的监护职责。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监狱、劳动教养、少年犯管教部门应当尊重违法犯罪妇女的人格尊严，保障其合法权益。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规定处罚的，从其规定；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侵害妇女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行为人所在单位、主管部门或者上级机关批评教育，责令改正，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学校在录取学生时，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性，提高女性的录取标准，限定女性录取比例的；
（二）用人单位在录用、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违反男女平等原则的；
（三）用人单位以结婚、怀孕、产假、计划生育假、哺乳为由辞退女职工，降低、取消女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
（四）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分配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违反男女平等原则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是债法的组成部分，是地位平等的法律，都是作为承担民事责任、救济损害的主要方式方法，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也应同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一样得到支持。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可以通过文意解释的途径找到现实的法律适用依据，但司法实务中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应当有所规制，要确保合同等价有偿的原则，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对赔偿额度予以限制，从而居中公正裁判。
我国法律将精神损害赔偿明确规定在侵权领域，但对违约责任中是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没有规定。现实中，某些情形下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非财产损失远远大于财产上的损失，如果不承认违约精神损害的赔偿权，有违公平正义，也不利于保护人权。面对法律生活中不断涌现的违约精神损害，如何更全面有效的救济受害人，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是我们司法实务中须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问题提出
案例一：方某和刘某在影楼拍了一套时髦的裸体婚照，双方约定影楼不能将照片外泄、传播等。后影楼被盗，保存婚纱的电脑被偷走。因担心裸体婚照外泄，方某和刘某整日忧心忡忡，甚至互相争吵埋怨，方某为此还患上了抑郁症，双方都不愿结婚。最后方某将影楼告上法庭，请求赔偿精神损失。
案例二：周某在广州市南海市某医院产下一男婴，后婴儿在医院莫名失踪。在与医院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周某夫妇将医院告上法庭请求赔偿精神损失费50万元。
案例三： 2000年9月，苏玉顺与北京中北通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婚庆服务协议书，约定北京中北通商贸有限公司为苏玉顺提供婚礼、摄像服务，并制成光盘，服务费700元。婚礼后北京中北通商贸有限公司告知苏玉顺婚礼录像带只有6分钟时间图像，未能完整的摄录结婚典礼的全过程。苏玉顺认为此事给其精神上造成极大的伤害，遂于2001年3月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北京中北通商贸有限公司退还服务费，并赔偿精神损失5万元。
上述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因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严重精神损失，但是违约方并不构成侵权。此时受损方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即所谓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目前，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集中在侵权责任法领域，即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对违约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情况是通过责任竞合，以侵权为由起诉解决。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是债法的组成部分，是地位平等的法律，都是作为承担民事责任、救济损害的主要方式方法，为什么非要将违约中的精神损害赋予侵权中来救济？倘若只出现违约而没有侵权责任竞合，又有精神损害情形则该如何来救济？这就为我们在违约中解决精神损害问题，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社会是复杂多变的，人们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在一些合同协议中，有的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之一，就是满足自己精神方面的需求，如果对方违约，势必会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如果不支持当事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就不能实现对其损害填补，也违反了等价有偿的合同原则，所以一概主张违约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有失偏颇，易造成过于注重法律形式而忽视正义实质的后果。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都是债产生的原因，是作为承担民事责任、救济损害的主要方式方法，是地位平等的。对两种方法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以及救济途径，笔者认为，合同损害与侵权损害并无不同，违约责任中也应有精神损害赔偿。
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概述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某些特殊类型的非商业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确定性的严重精神利益损失，由违约人通过财产赔偿的形式进行救济的一种民事赔偿责任形式。
违约可请求损害赔偿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①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是特殊类型的非商业性合同。主要是消费合同、服务合同，合同主要涉及人身，因违约导致相对人人身权遭受重大损害，因人身所受伤害带来心灵上的创伤或精神上的痛苦；②有违约行为。此处违约可以是实际违约也可以是逾期违约。③一方有确定性的精神利益损失的事实。首先要有精神利益受损这个事实，其次这个损失是必须是在订立合同时就可以预见的精神利益，即依一个理性人的认识衡量，在订立合同时就可以预见如果一方当事人违约必将造成另一方当事人的精神损害后果，这里的确定性应理解为订了合同时应预见违约就能造成精神利益受损，而不是指精神利益受损后等价为金钱精确额度；④具有因果关系。即确定性的精神利益损失与违约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⑤精神利益受损需达到严重程度。根据法不计细小原则，损害是轻微的，只是轻微的不愉悦、轻微的身体不适或者不便，属于正常的交易风险，而且在一般诚实善良之人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则不能支持赔偿。所以，只有符合上述条件，并且在一般情况下，精神损害后果达到一个诚实善良之人通常认为达到的严重程度，才可以支持其赔偿请求。
三、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分析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也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位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即我国法律只明确规定在侵权领域可以在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在合同法领域产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受损害方需选择侵权责任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也出现一方当事人只违约没有侵权，却也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害的情形。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是，通过条文文意解释，可以看出是支持合同损失的精神赔偿的。令人可贵的是，在司法实务中我国的法官已经作了有益的尝试，对这类案件一般能进行理性权衡，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针对个件特性裁判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1、法律依据
对于违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可以通过法律条文的字面解释来处理。我国《民法通则》第11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可以理解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造成精神损害的，对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赔偿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
《民法通则》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对这里的“损失”，完全可以认为包括精神损失。精神损害是受害人蒙受的损失，只不过他所失去的不是直接可以价格衡量的财产损失，而是精神利益的失去，以一定的金钱赔偿来抚慰受害人并无不可，完全符合损害合法权益应予填补的民法精神。
四、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权衡
本文开头举出的三个案件，当事人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最终都得到法院的支持，现实生活中一方当事人基于对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而请求人民法院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苏玉顺因提供婚庆服务不符合要求侵害精神利益而主张损害赔偿、艾新民因寄存骨灰丢失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马立涛因整容失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等等，这些个案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请最终都得到法院支持。
司法实务中虽支持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其适应应当加以必要的规制，不是任何违约行为都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对其应区别对待予以权衡。合同的本质之一就是等价有偿，只有对那些包含精神利益或者以精神利益为主而缔结的合同，才能考虑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审判者，居中裁判，因此即便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也要考虑原、被告双方利益平衡，对赔偿额度有一个合理限度。审判实务中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把握：
1、分清合同性质、类别
根据本人了解到的生效判决及结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适用违约精神损害的合同类型主要是消费合同、服务合同，合同主要涉及人身，因违约导致相对人人身权遭受重大损害，因人身所受伤害带来心灵上的创伤或精神上的痛苦，具体总结如下： ①人身权利受损产生的精神利益损害，如旅客运送合同、雇佣合同违约造成身体和生活上的不便和不适，如医疗服务合同，违约导致人身生命与健康的丧失；②目的性合同，如旅游合同、装饰装修合同等目的是提供安宁快乐和期待的精神利益，违约会造成受害人失去满足的痛苦；、如丢失骨灰、丢失仅有的遗照等合同目的为了寄托某种情感或哀愁，违约使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殊物品永久灭失；如整容、医疗合同目的为了解除痛苦或麻烦，违约则使相对人继续遭受相同或更大痛苦；③为婚庆、葬礼提供特殊意义活动的服务合同。
2、把握损害的严重程度
精神利益是无形的，因而，准确界定“严重”程度，做到精细量化，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严重”程度不明确、不确定，实务中就难以操作，同时法官的考量范围、学识、经验等差异存在，更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司法实务处理中，我们可以以侵权造成精神损害需要赔偿的标准为参考，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大多数人的通常感受以及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及习俗加以判断，并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依靠自己的职业素养、学识水平、工作经验、受害人的本身反应和外部表现，最终综合做出裁判。
3、恰当界定赔偿数额
人的精神不能折合成物和金钱，精神损害赔偿也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但精神损害赔偿应具有补偿性和抚慰性。在确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时，要对影响精神损害的不同因素予以区别考虑，注重从实际出发。笔者认为，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应考虑对受害人是否能够起到精神抚慰的作用；另一方面考虑对违约方在合理的基础上是否起到了制裁作用。赔偿的数额主要考虑从赔偿目的、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当地社会经济水平、违约方过错程度、受损害方有无过错、合同价值、违约的收益、违约情节及违约人的经济能力等等方面予以确定。赔偿数额要确实、可行， 同时也要有所限制，即要保护受害人利益也不要损害致害人的合法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