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中国政府 瑞士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２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本着继续和扩展两国现存的友好关系的愿望；
考虑到两国对和平利用核能所赋予的重要性；
确认两国对扩大和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简称“机构”）范围内合作的意愿；
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士都是机构的成员国；
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核武器国家，瑞士是无核武器国家，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订立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并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同机构缔结了为实施和该条约有关的安全保障协定；
强调双方在核能领域内的合作仅用于和平目的的承诺，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双方应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按照两国各自现行有效的法律和规章，并遵守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和承诺，发展两国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
第二条 根据本协定第一条，双方应促进：
缔结双方主管实体之间的专门协议；
议定涉及核能项目的、有关核能领域研究与开发及工业合作以及提供情报、材料、核材料、设备和技术的合同。
第三条
一、可按第二条提及的专门协议或合同规定进行情报交流。情报交流按以下原则进行：
１．当一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在情报交流前或交换时没有声明该情报被禁止或限制转让，另一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可将接受到的情报转交给该国境内的其它实体或工业企业。
２．当一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在情报交换前或交换时已声明该情报被禁止或限制转让，各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应保证未经另一方实体或工业企业事前的书面同意，不得将交换的情报或通过联合研究或开发获得的情报公开，或转交给按照本协定无权接受情报的第三方。
二、双方应促使各自参与合作的人员相互通报所交换情报的可靠性和适用性的程度。双方可能按照本协定转让情报，这一事实不应构成双方中任一方对情报的正确性和适用性承担责任的任何依据。
第四条
一、在本协定范围内进行的合作，其目的仅限于核能的和平利用。双方之间转让的材料、核材料及其后衍生材料以及双方转让的设备或技术，或者通过使用这些转让的商品而获得的、产生的或衍生的材料、核材料以及设备或技术不应转用于发展和制造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装置。
二、“材料”、“核材料”、“设备”和“技术”的定义，在本协定的附件Ａ和附件Ｂ中详细规定。
第五条
一、双方应采取一切适当预防措施保证本协定第四条提及的各项仅由正式授权监管这些项目的人掌管。
二、双方应在各自境内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从属于本协定的材料、核材料和设备的安全。
三、对核材料，双方须应用机构建议所规定的实体保护水准（见附件Ａ，ｆ）。
第六条 本协定第四条所述项目只有经双方事前磋商并一致同意后才能转让给第三国。
如果作这种转让，双方应确保第三国至少遵守以下条件：
仅用作和平的非爆炸的目的；
对转让的项目实施机构的安全保障；
未经本协定双方的事前同意不得转让给其它国家；
提供本协定第五条规定的适当实体保护。
第七条
一、任一方提供的附录Ａ，（ｄ）中所列的项目，应在接受国内置于机构的安全保障之下。
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本条第一款所述项目的接受国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同机构缔结安全保障协定，以保证本条第一段的履行。
三、当瑞士是本条第一款所述项目的接受国时，应根据瑞士和机构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缔结的有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安全保障协定，保证本条第一段的履行。
第八条
一、双方的主管部门可以作出行政安排，以保证实施本协定范围内的合作。
二、为促进本协定范围内的合作，应建立一个由双方指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需要举行会晤，以审议本协定合作的进展和结果。
第九条 双方代表必要时应举行会晤，并就本协定执行中产生的问题相互磋商。经双方同意，可邀请机构参加这种磋商。
第十条 双方根据各国为当事国的任何国际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均不受影响，但双方应尽量防止这些义务妨碍本协定的正常执行。
第十一条 本协定经双方书面同意可随时进行修改，任何这种经修改条款应根据本协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生效。
第十二条 本协定自一方通知另一方已完成为使本协定生效所需国内法律程序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十年。除非任一方通知废除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应在至少一个有效期满前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通知这种废除意图。
第十三条 在本协定被终止的情况下，第二条中所述的协议和合同，只要任一方没有通知终止这些协议和合同，都应继续有效。在任何情况下，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的规定都将继续适用于从属本协定的材料、核材料、设备和技术。
第十四条 第四条提及的附件Ａ和附件Ｂ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法文和英文写成，每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发生解释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注：本协定自瑞士政府和中国政府分别于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和八月十五日通知对方完成各自的法律程序，于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瑞士政府
代 表 代 表
吴学谦 皮埃尔·奥贝尔
（签字） （签字）
附件Ａ 定义
（ａ）“设备”指附件Ｂ之Ａ部分所说明的项目和其主要部件；
（ｂ）“材料”指附件Ｂ之Ｂ部分所说明的反应堆的非核材料；
（ｃ）“核材料”指按机构规约第二十条规定的那些项目的任何“原材料”或“特殊裂变材料”。由机构管理委员会根据机构规约第二十条修改认为是“原材料”或“特殊裂变材料”的材料清单的任何决定，应只在本协定的双方彼此书面通知它们接受这些修改时才在本协定中生效；
（ｄ）第七条提及的项目是后处理、浓缩或重水生产设施、它们的主要关键部件和技术，浓缩至含同位素２３３或２３５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铀和钚以及含有钚和浓缩到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铀同位素２３３或２３５的乏燃料元件。应任一方要求，经双方决定，还可包括另外项目；
（ｅ）“技术”指包括供应方在转让之前与接受方协商后定为对浓缩、后处理或重水生产设施或它们的主要关键部件的设计、建造、运行和维护是重要的技术图纸、照相底版和照片、记录、设计资料和技术及运行手册的实体形式的技术资料，但不包括可公开得到的资料，例如公开发行的书籍或期刊中的或国际上可得到又对其进一步传播没有限制的资料；
（ｆ）有关实体保护的“机构建议”指不时修订的名为“核材料实体保护”的ＩＮＦＣＩＲＣ／２２５／Ｒｅｖ．１文件的建议或代替ＩＮＦＣＩＲＣ／２２５／Ｒｅｖ．１的任何后续文件。实体保护建议的修改，只应在双方相互书面通知它们接受这种改动时，才按本协定有效；
（ｇ）“主管部门”指中国方面的核工业部，瑞士方面的联邦能源部，或一方可随时通知另一方的其它主管部门。
附件Ｂ Ａ部分
１．核反应堆指能维持可控制的自持链式裂变反应运行的反应堆，不包括零功率反应堆，后者指的是设计的钚最大年生产量不超过１００克的反应堆。
２．反应堆压力容器：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容纳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的堆芯并能承受一次回路冷却剂运行压力的金属容器整体，或其在工厂装配的主要部件。
３．反应堆燃料装卸机械：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插入或移出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的燃料，能够不停堆作业或者采用高级定位和对中技术可对那些不便直接观察或接近的燃料进行复杂的停堆加料作业的操作设备。
４．反应堆控制棒：
指专门或准备用于控制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反应率的棒。
５．反应堆压力管：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容纳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的燃料元件和一次回路冷却剂，运行压力超过５０大气压的管子。
６．锆管：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的铪锆重量比低于１：５００的锆和锆合金每年超过５００千克的管件或管件装配。
７．一次回路冷却剂泵：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以循环一次回路液态金属冷却剂的泵。
８．辐照过的燃料元件的后处理厂和为其专门设计或准备的设备。
９．燃料元件制造厂。
１０．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分离铀同位素的设备，分折仪器除外。
１１．重水、氘和氘化合物的生产厂和为其专门设计或准备的设备。
Ｂ部分
１２．氘和重水：
指用于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的氘氢比超过１∶５０００的在任何１２个月期限内氘原子的重量超过２００千克的氘和氘的任何化合物。
１３．核纯石墨：
指含硼当量低于百万分之五且密度大于每立方厘米１．５０克，在任何１２个月的期限内超过３０公吨的石墨。
附件Ａ和附件Ｂ中所述项目受本协定约束的期限应由第八条第一段中提及的行政安排来确定。
《册府元龟·宪官部》里说：“夫宪官之职，大则佐三公统理之业以宣导风化，小则正百官纪纲之事以纠察是非，故汉魏以还，事任尤重，至于选用，必举贤才。”从两汉时候起，担“风宪”之职的监察官员的任命即受到特别的重视，监察官员足够的学识、才干，凛然的风骨、人格，丰富的从政经验、政绩等，都是获得这项任命的必须条件。
一、重气节、修养
疾恶如仇、不畏权贵、清廉自洁、尽忠职守，这是监察官基本的品格要求。身处“权力场”的察人之官，“先正其身，始可行事”，若自身污浊，便无法纠察他人之非法，若是非不辨、贪恋权财、畏首畏尾，也难以胜任纠弹之职，甚至可能与奸佞小人沆瀣一气，败坏官场。宋代司马光曾说：“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清官包拯亦言，监察官“自非端劲特立之士，不当轻授”。实践中，历代在监察官选任上，都首重德行。汉代作为选官主要方式的察举制度正是以荐举谏官而开其端。唐时“凡所取御史，必先质重勇退者”。明代朱元璋要求担负“六部”对口监察职责的六科给事中“不爱富贵”而“惜名节”，要求他们“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要“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为朝廷、为皇帝不惜身家性命。清顺治年间上谕:内官考选科道必须才德兼优之员，外官必须钱粮全完，且任内“无参罚者”方准行取。康熙帝一再表示：监察官“若挟其私心，天下必不能治。”因而，拣选监察官当以勤谨、廉洁、公正为必须，“若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清代，虽然通过捐纳获得官职之风甚盛，但对于科道官职的授与却一向把守甚严，康熙时就明确规定：“凡捐纳岁贡，不准作正途考选科道。”康熙年间规定:降级还级，革职还职者概不选取，监察官须身无瑕疵，品行端谨。
历史上，耿直刚毅的监察官大有人在。汉代魏相，“为人严毅”，宣帝即位后，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一举荡平专权乱政的霍氏集团，为“孝宣中兴”之功臣，史称“孝宣中兴，丙(吉)魏(相) 有声”。东汉后期的侍御史杨秉，先后任四州刺史，“以廉洁称”，拒百万之贿财于门外，尝以“酒、色、财”“三不惑”自许。唐代御史权万纪“性强直，好直言”，以处事明断得到皇帝称许。清代御史曹锡宝在和?权倾朝野之时，弹劾其家人，目标直指其后台权要和?。这些监察官的非常之举若没有“大丈夫”般的气概与高洁的品格做支撑，是不可能勇而为之的。
二、重学识
监察官非学识渊博、明晓律令者，不可为之。汉代的监察官以熟悉法律令为必须的要求。昭宣时期的于定国，由侍御史迁御史中丞，再升迁御史大夫，历任监察官职。他的律学知识乃从小随父亲学习而得，父死后为狱史。汉武帝时担任御史的张汤、赵禹都是法律专家，曾经参与立法工作，张汤作《越宫律》，赵禹作《朝会正见律》，以习法而见长。由这样的法律专家来执风宪之权，当是驾轻就熟。
隋唐科举制实行之后，监察官多需有科举身份。如宋朝的台谏官90%以上有进士身份，南宋时期即使偶尔有非进士者出任宪官，也须先“特赐同进士出身”。靖康年间，荫补入仕的唐恕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御史中丞以“有违祖宗条例”为由坚决反对，迫使改任。明洪武年间，在科举考试后要挑选年轻进士入翰林院深造以待重用，名之为庶吉士，其中有一部分人即被指定培养为六科给事中。到清代，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制：只有进士出身才可考选监察官。顺治时规定:“汉官由贡生出身者,不准考选科道”，康熙时曾有上谕:“汉官非正途出身者，虽经保举，不准考选”，这一制度在雍正时曾一度变通，但随之又加恢复。
三、重能力和经验
一个称职的监察官既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又要有丰富的为政经验，要明察事理，洞晓世事，通达治体，否则，空有满腹经纶而无实战能力，仍然无法胜任。为此，自唐代之后的监察官选任中，一般有相应的资历限制，要求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唐代规定，御史必须在地方州县任过职。宋代仁宗时定制，监察官须“两任通判”，孝宗时，监察御史必须有两任县令的经历。明代宣宗宣德年间谕令：“初仕者不许铨除风宪。”英宗正统年间又令：“御史缺，从吏部于进士、监生、教官、儒士出身曾历一任者，选送督察院理刑半年，考试除授。”
经验和资历需要一定的年龄“资本”，年龄过轻者不得任职科道，明时规定，监察官“务得公明廉重、老成历练之人”，“进士年三十以上者，方许赴吏部考选授御史职”。但同时，经验老到而年已衰迈无所作为者，也无法受命巡视、执行公务，当然也被排除在外。清时规定，年龄过轻或在65岁以上者不得选充科道官，年过65岁者，不得保荐监察官。
四、重选任程序
在监察官的选任程序上，两汉时期大多是通过察举方式，由地方官推荐入选，一些“才堪用者”也可以因直接得到皇帝的赏识而获得任命。隋代开始，选任权统归吏部。这一改革无疑有助于克服汉代荐举制下“门生故吏”关系带来的官官相护问题。但在唐代，归于吏部的监察官选任权实际上由宰相掌握，由此产生了新的弊端：“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无形中，宰相被排除在监察范畴之外。为解决这一问题，宋代中央一级监察官多由“帝王亲擢”。这一改制使得“权重位尊”的宰相被纳入监察视野，监察权摆脱了相权的控制，同时，又使得监察官的任命更加规范化，并加强了监察官职的权威性。明代时期，实行御史巡按制度，出巡者具有“钦差”身份，选任更加严格：每次选派，必须由督察院层层挑选，拟定两名候选人，然后“引于御前，请旨点选。”即由皇帝点差其中一人，以示慎重。
为了慎重人选，在人品、资历等项考察之后，明清时期还对监察官的选拔实行“试职”制度。明宣德年间规定，进士、监生、教官之堪任御史者，须于各道历政三个月，期满视其表现分为上、中、下三等，上、中二等授御史实职，下等送回吏部另加任用。
五、任职回避制度
为防止由于亲故、同籍等关系而造成的请托、作弊行为，中国古代自汉代开始实行任官回避制度，这其中当然包括作为特殊职务的监察官的任职回避。
首先，监察官员不得与其亲属形成职务上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唐时规定，宰相大臣子弟不得任监察官，以避免父有过，子不便弹劾。《唐六典》规定:“凡同司联事，及勾检之官，皆不得注大功以上亲”，即凡在同一部门职责相联者，及负监察职能的勾检官与同署官员之间，不得有“大功”以上亲属关系。明清时规定，大臣高官子弟不得充任监察官。明时定制：“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凡父兄伯叔任两京堂上官，其弟男子侄有任科道官者，对品改调”。“凡内外官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从卑回避”。
其次，地方官回避本籍的规定，自汉代已经开始，东汉的“三互法”中，官员任职首先要回避的就是自身本籍，这一做法在唐代之后成为定制，监察官选任也须遵从这一原则。地区回避的具体范围在中国古代各时期有不同要求，总的来看，越到后来，回避的范围越大，执行越严格。宋代还规定，与本人或本家族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地区，如本人或其父辈曾经生活过或曾经任职、经商，或有祖产和妻家田产的地区，都在回避范围之内。
明代对官员任职的地区回避问题也比较重视。明初朱元璋时曾实行地方官任用的三大区域互调规则，将全国划为三大回避单元，官员任职须跨地域，实现了所谓“南人官北，北人官南”。
清代规定：“御史应回避本省。”顺治时定制：“督、抚以下，杂职以上，均各回避本省。”清时不仅任职须回避本籍，甚至官员过问家乡政务也被视为不当。
在中国古代，监察官担负着风宪重任，“纠劾官邪”，“匡辅人君”，选择什么样的人来行使这一权力，至关重要。为此，历代统治者在监察官的选拔任用环节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制度，强化监察官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并在任用过程中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防止亲故关系影响监察职权的公正行使，这些做法为保证监察官职能的有效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系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