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1998、1999、2000年文化教育合作执行计划
中国 克罗地亚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1998、1999、2000年文化教育合作执行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本着发展两国人民之间在文化、教育、体育和新闻领域的友好关系的愿望，根据1993年6月7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文化教育合作协定》，就1998、1999和2000年文化教育合作执行计划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双方支持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克罗地亚科学院之间的直接合作。
一、文化和艺术
第二条
双方将支持互换高水平的艺术展览。展览内容和展期及随展人数将另行商定。
1、克罗地亚共和国希望于1999年在北京和在华其它城市举办“克罗地亚现代版画展”。
2、克罗地亚共和国希望于2000年在北京举办“克罗地亚雕塑一千年”展，该展将在另签合同的基础上付诸实施。
第三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将互换一个艺术摄影展。
第四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1、克罗地亚共和国将邀请中国美术家参加在里耶卡举办的每两年一届的国际绘画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邀请克罗地亚美术家参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的相应的国际美术展。
2、双方将互换一个艺术家代表团，为期一周。
第五条
双方支持中克两国文物保护部门之间的直接合作。
克罗地亚共和国文化部文保局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在互换两国文物专家和交流两国文物现状信息方面建立合作。
专家和访问期限将另行商定。
第六条
1、克罗地亚共和国希望在本计划有效期内组织一个京剧团在克罗地亚境内演出；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9年邀请萨格勒布四重奏组访华。
第七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1、克罗地亚共和国将于1999年邀请中国民间艺术团30人参加萨格勒布国际民间艺术节。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8年下半年邀请克罗地亚民间艺术团30人访问中国。
第八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1、克罗地亚共和国将于2000年邀请中国木偶团20人参加萨格勒布国际木偶节。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邀请克罗地亚木偶团20人访问中国。
第九条
克罗地亚共和国将邀请一个中国少儿艺术团参加什贝尼克国际儿童艺术节。访问时间和人数将另行商定。
第十条
克罗地亚共和国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将邀请一名中国民乐教授赴格罗日尼杨国际音乐青年文化中心为青年音乐工作者培训班讲课。
第十一条
1999年双方将举办电影周和动画片周，以介绍对方国家的影片。
第十二条
克罗地亚共和国希望在华举办萨格勒布“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辞书出版社组织的“克罗地亚百科全书500周年”展览。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具体商定。
第十三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将互换一个4人文学家代表团，为期10天。
第十四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1、克罗地亚共和国将邀请一名中国文学家参加萨格勒布文学讨论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邀请一名克罗地亚文学家参加在华举办的国际文学聚会。
第十五条
双方将鼓励和支持出版汉克词典和克汉词典以及其它出版物，并为此互派3人的出版代表团，为期10天以内。
第十六条
双方支持科学和文学专业翻译家的交流。访问人数和时间另行商定。
第十七条
双方将支持互相翻译克罗地亚和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和其它作品。
第十八条
克罗地亚共和国建议萨格勒布国际出版物常设展览机构与中国有关出版社继续合作。
第十九条
双方支持两国国家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进行直接合作，为此，在本计划有效期内，互换一个专家代表团为期一周。专家人数和访问日期另行商定。
第二十条
双方支持两国博物馆、画廊和档案馆在直接商定的基础上就交换专家、出版物和文献进行合作。
第二十一条
双方支持两国广播电台、电视台在直接商定的基础上就交换节目和专业人员进行合作。
第二十二条
双方支持两国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进行合作。为此将探讨对国际项目共同参与和合作的可能性。
二、教育
第二十三条
双方支持两国大学之间建立直接合作关系，特别是业已建立的合作关系。
已建立直接合作关系的高等院校将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交换学者，具体事宜将由这些学校自行商定。
第二十四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每年互换两个奖学金名额，用于派遣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如一方需要增加奖学金名额，将通过外交途径另商。
第二十五条
双方支持在对方高等院校学习对方的语言及文学。为此，双方将创造条件设立汉语和克罗地亚语教研室和中心。
双方将根据各自的需要及经费情况，并根据对等原则，互换语言教师。具体事宜另商。
第二十六条
双方将就有关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议问题进一步加强工作。
第二十七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将互换一个由三至名教育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到对方考察，具体事宜将通过外交途径另行商定。
三、体育
第二十八条
双方支持体育领域的合作，具体事宜将由国家体育主管机构另行商定。
四、新闻
第二十九条
双方将支持两国记协和通讯社在直接商定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和交流。
五、一般规定
第三十条
互派代表团的规定：
1、派遣国应将所派人员情况和访问要求至迟在派出前两个月通知接待国；
2、接待国在接到通知后，应在四十天内就是否接待对方和接待日期向派遣国作出答复；
3、派遣国在接到对方同意接待的通知后，应至迟在被派人员抵达前20天将确切的抵达日期、地点和所乘交通工具通知接待国；
第三十一条
互派展览的主要规定：
1、送展国至迟在展览开幕前四个月向接展国提供筹办展览所必须的资料（展出方案、说明文字、展品清单、展出面积、编写展品目录的材料、海报和其它宣传资料）；
2、送展国至迟在展览开幕前十四天将展品送交接展国；
3、接展国将保证展品的安全。若发生展品丢失破损或毁坏等情况，接展国应向送展国提供有关损失的全部资料，并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予以协助。提供破损情况的资料所需的一切费用由接展国负担；
4、未经送展国同意，接展国不得修复破损的展品。
第三十二条
互派留学人员的主要规定：
1、派遣国至迟在每年五月一日前将留学人员名单及所需材料交接受国；接受国至迟在当年七月一日前将留学人员的安排结果通知派遣国；
2、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学习期限按接受国学制规定安排，进修人员的专业进修期限为一年（不包括补习语言时间）；
3、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开始专业学习前，必须掌握接受国语言，专业进修人员应基本掌握接受国语言。一些优秀专家经商接受国同意后，亦可使用英语为工作语言。接受国应为不懂接受国语言的大学生安排必要的语言培训。
第三十三条
互换教员的主要规定：
派遣国至迟于当年五月底前向接受国提交下一学年的教员名单；
教员至少工作一个学年，有可能的话最多延长到两个学年。
六、财务条款
第三十四条
互派代表团和人员的财务规定：
1、派遣国负担所派团组和人员至接待国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和行李超重费；
2、接待国负担对方代表团和人员的住宿、膳食、配备翻译、访问日程范围内的国内交通和文娱活动费、在发生急病或工伤事故时，提供必要的包括药品在内的免费医疗；发给零用费；
3、在必要的情况下，接待国负担来访者的机场费。
第三十五条
互派艺术团组的财务规定：
1、派遣国负担艺术团组至接待国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及道具、服装及乐器的往返运费；
2、接待国负担对方团组的住宿、膳食（包餐，演出时提供点心和饮料）、配备翻译、交通费（如果是大团的话，届时应配备专车），为确保演出所需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的费用，发生急病或工伤事故时，提供必要的包括药品在内的免费医疗，发给零用费；
3、在必要的情况下，接待国负担来访者的机场费。
第三十六条
互派展览的财务规定：
1、送展国负担将展品送至接展国首都的往返运费及保险费；
2、接展国负担展品的国内运输费、展厅租用费、印制目录和海报的费用、宣传费和保证展出所必须的其它技术费用；
3、随展人员的待遇按本计划第三十六条规定办理。
第三十七条
互派留学人员（大学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的财务规定：
派遣国负担奖学金生到达对方国家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而接受国负担其自首都至学习地点间的往返区间交通费。
双方根据对待原则向在本国学习期间的奖学金生提供相应的生活费学费（含住宿、用膳、医疗保险、市内交通、零用费等）。
第三十八条
互换教员的财务规定：
双方保证提供本国教研室需要的专业书籍。
派遣国负担教员到达对方国家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接受国负担其自首都至工作地点的往返交通费。
双方免费为教员提供适当的住房。接受国负担取暖、水电和煤气的费用。
双方还应保证：
——根据两国国家条例所确认的对在克或在华工作的外国教员所规定的工资数额提供工资；
——提供符合国家法规的医疗保险；
——提供市内交通费；
第三十九条
本计划自双方呈上核准并经外交途径确认之日起生效，至2000年底有效。
第四十条
本计划于1998年2月27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用中文、克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刘忠德 博若·比什库皮奇
法律信仰危机——法律价值的缺失
金涛
现代民主社会的法律之所以能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不仅仅是对强力的屈服，也不仅仅是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法律体现了整个社会基本价值评判标准，是因为在法治中法律具有其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 法律因此而在社会生活中有较地运行，并扮演着秩序的维护者和正义的守护着的角色。
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对法律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不尊重，甚至是蔑视！中国出现了法律信仰危机！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在专制集权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因为法律是少数统治者为其利益而制定的统治工具，在那样的社会中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 ，因此对法律的服从是出于一种畏惧而非自愿。并且至少在强力之下，法律的运行相对而言还是较有效率的。但是，现在所出现的情况与以往不同——人们不仅不相信法律，甚至连对法律最起码的尊重与畏惧都没有了，所有的只是冷漠与蔑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有转形时期社会变革的原因，也有对外开放制度变革的因素，但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律的形式价值（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的缺失。作为法的一种形式价值，权威性指的是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法律的支配，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普遍性指的是不因人设法，用一般性规则来调控所有人的同类行为；统一性指的是保持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消除矛盾和混乱；完备性指的是实现有法可依，在应由法律加以调整的行为领域消除法律空白和漏洞。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影子尚未消除，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备；经济体制改革迅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的社会环境下，法律的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所剩无几。
一、法律权威性的缺失
1、 宪法的软弱无力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是有至高无尚的神圣地位的。如果把法律体系比作一个王国，那么宪法就是一国之君，其神圣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其权威性不可被否认。但是在我国宪法的形式意义多于实质意义，政治意义多于法律意义。宪法就象是一个被夺了权的君主，有其名而无其实。而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缺乏可诉性，且没有一套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触犯的，是要被实施、被执行的。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而不能被实施、执行的法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基本的法律规则，也是常识。但是在中国，其他法律都可以进入诉讼程序，惟独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和效力最高的宪法却不可以，从1954年宪法至今都是如此。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也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仅成了一种摆设，在平常人心中宪法不过是个空架子摆了，而在权力阶层之中它更是一纸空文而已。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宪法之无可诉性也正是源于其形式性和浓厚的政治性。因为其形式性，宪法的实质内容就被忽视了；因为其政治性，宪法成了一只烫手的山芋、棘手的刺猬没人敢碰，即便有人敢诉，也没人敢受诉，即便有人敢受诉，多数情况下也会被上层否定，且会惹得一身骚。如此宪法的权威性何从谈起？！
2、 立法机关的作用被弱化
我国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但同时也是最高权力机构，监督国家生活的运行。立法本是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但是，作为我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会时间一年极其之短不说，其代表的组成人员的素质也并不高：甚至曾有不识字的劳动妇女连续担任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们竟以此为骄傲而用为表现我国民主的典型加以大力宣扬。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法制建设队伍的重要生力军的律师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销声匿迹多年。也正因如此，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及其对法律的监督审查作用被大大地削弱了。
3、 法律的非大众化（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
法律的非大众化是造成法律权威性缺失的又一原因。由于法律的非大众化，法律无法在平民阶层中扎根，以至无法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法律文化。法律在百姓中的权威也就无从谈起。
法律非大众化的原因有二：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法律服务资源的稀缺
就我国阶段而言，诉讼成本由三部分组成：正常成本、非正常成本和额外成本
a、 正常成本：诉讼费用、律师费、车马费、误工费
这些成本是普通诉讼中一般所需付出的。
① 诉讼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收费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和其他诉讼费用三种。受理费用又分为财产案件受理费和非财产案件受理费。其中有关财产的案件是根据财产的价额或金额按规定比例征收诉讼费用，非财产案件则按件收费。若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法律规定的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或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等还要交纳一定的申请费。此之外，在实际财产案件的诉讼中当事人还要负担勘验费、鉴定费、公告费、翻译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出庭时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补助费以有其它在执行过程中实际支出的费用。
② 律师费：当前，中国的律师收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限定，而是各地区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定价的。拿浙江杭州某律师事务所为例，一般案件的代理费用是1800元起，劳动争议案件50元／件。
③ 车马费、误工费：这是当事人因处理与案件相关事宜的需要所必然要付出的成本。
b、 非正常成本：这种成本不是法制建全的国渡所存在的，但却是我国不少地区当事人在打官司时必然要付出的成本，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及与案件有关的权力人员的吃拿卡要行为。当事人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远远大于打官司所需的正当成本。
c、 额外成本：在当前的环境与体制下，诉讼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的情况较为普遍。同时，错案率居高不下，当事人因上诉、申诉而不得不承担的误工费用、车马费用也相当可观，而由此给当事人所造成的精神压力更是使当事人畏而怯步。
高额的诉讼成本已成为阻怯当事人进入司法救助的高门砍，寻求司法救助不仅没能使当事人得到利益，反而使其产生更大的损失。而当前对案件判决的执行不利更是使当事人雪上加霜。除此之外，我国现阶段各种法律服务资源的稀缺使法律服务的价格居高不下，使得寻常百姓很难接近。这都使得法律与普通大众越来越远。
二、法律普遍性的缺失
1、 地方保护主义
当前的司法、行政体系，使得司法地方化现象严重。而立法权的下放与违宪审查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缺位导致因地设法，因地执法，用区别性规则来调控不同人群的同类行为，导致了法律普遍性的缺失。
2、 身份立法（所有制歧视、国别歧视特别是对内歧视）
由于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都是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在政治上标榜人民民主专政，对除公有及集体财产之外的其他性质的财产都毫不掩饰地实行正向歧视。即便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在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今天，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仍然实行对非公有财产实行区别对待，而形成了国内立法司法执法上的实际不平等。
此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本国经济，我们就一直把引进外资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由此出台了一系列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各地方则在中央的基础上推出了更为优厚的待遇。直至今天出现了有些地方的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赔本赚吆喝”。如东部某地，政府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买给外商的价格仅为10-20万／亩，而买给国内开发商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则达100万／亩，从差价中弥补损失。
基于上述两种情况，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情况。因所有制的关系，国家在行业中对外资实行歧视待遇；因发展经济地需要，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内资实行歧视待遇。这种双向歧视则是因人立法、执法的结果，也导致了法律普遍性的缺失。
3、 法律之外的特权阶层
除上述的不平等外，还存在着一种隐性的不平等——权力阶层的存在。
虽然法律的规定是平等的。但是法律赋予了社会的一定阶层以一定的权力，但是又没有为这种权力的行使设计一个合理的监管制度。权力和资本一样，也具有聚集效应，只要有寻租的空间，就会最大化地转化为利益。现行制度中的监管漏洞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环境，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现实的特权阶层——权力阶层。
法律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个概念——“法律无用”。
三、法律统一性的缺失
1、 地方立法盛行——立法战国时代
我国的地方立法权是比较大的。由于数字考“官”制度的存在使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共同的利益集团；同时也由于不存在违宪审查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并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职能也形同虚设。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立法也进入了战国时代：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或为了本地方利益或为了本集团利益，不惜违背全国性的基本法律争相立法，相互抗衡。这使得到不同的地方办案、打官司都首先得熟悉当地的土“法律”，打官司成了打“管辖权”。法律的统一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2、 新法与旧法的冲突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计划经济的影子尚未消去，市场经济的体制也尚未健全。我国加入WTO后，法制转型速度虽在加快，但新法与旧法的冲突尚未完全消除，同一个案件，由不同的法官采用不同的法律进行审判，其结果可能就是完全相反的。这不仅使法律缺乏了应有的稳定性，也造成了法律的不统一。
四、法律完备性的缺失
虽然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框架，但是总得说来还是粗细条的。我国的法制尚在发育期，谈不上完备也就更谈不上成熟了。
从总体上来看，未形成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宪法中未能较全面地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子法中也就更谈不上保护了。不仅如此，我国各部门法律、法规、规章甚至有对宪法公然的违背，但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对此进行纠正，现实对经此也无可奈何。
局部而言，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较全面地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不少的新兴领域或次新兴领域都没有相应的法律的规制，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而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生活的不公平。
上文所述都是从法律的形式价值来分析我国现阶段法律信仰危机产生的原因的。总结而言，目前我国法律信仰危机的产生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产物的规模是可大可小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并处理这个产物。对于法律信仰危机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并且必要视其为洪水猛兽。法律是一个社会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连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威严都荡然无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以岌岌可危了。
法律的形式价值归根到底在于法律的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最终都是为了树立法律的权威性而服务的。由此，我们则有必要并且应首要地确立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并且使其具有可诉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统一全国的法制，建立起以宪法为中心的宪政法律体系，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宪法的实施。同时还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健全部门法律体系，建立一个廉洁廉政的司法、行政体系，降低法律的准入门槛，切切实实地把法律送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重树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