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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犯罪类型化研究中的民族身份

王胜宇


　　审视传统犯罪学，对犯罪现象进行过类型化分析。然而，传统犯罪学关于犯罪类型的研究与缺陷之一是忽视对民族身份作为标准的分类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既是一个民族身份的分类问题，也是一个犯罪地理区位分析的问题。我对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的反思，将从对传统犯罪学分类的批判展开。
　　一、犯罪现象的类型化分析
　　犯罪现象可以根据刑法规范(侵犯法益)和事实特征进行分类。这是一种对犯罪范畴从刑法学和犯罪学两个不同侧面给出的不同回答。按照犯罪行为的性质，有学者划分为暴力犯罪、财产犯罪、智能犯罪、风俗犯罪、破坏犯罪五大类型，也有分为危害国家安的犯罪、经济犯罪、性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犯罪等类型。按照行为表现形式，一般划分为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按照行为与规范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自然犯是违背人类共有的道德标准、伦理规范的行为，一般限于杀人、盗窃、抢劫、伤害等传统犯罪，法定犯是违背行政法规的行为，因各国的立法差异而有不同。按照支配犯罪行为的主观心态，犯罪划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按照行为的组织形式，可以划分为单独犯罪和共同犯罪，共同犯罪可以进一步分为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犯罪学更关注的是集团犯罪的典型形式——有组织犯罪，即其明确特征为三人以上为具体犯罪目的组织起来共同实施的犯罪。按照行为人的人格表征，可以分为自然人犯罪、单位犯罪。单位犯罪是我国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由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学意义上的单位犯罪应当不局限于刑法规范。按照行为人的职业身份，可以分为流动人口犯罪、农民犯罪、在职职工犯罪、失业待业人员犯罪、学生犯罪、农民犯罪、城镇居犯罪等。按照行为人的性别身份，可以分为男性犯罪与女性犯罪。按照犯罪者是否有前科纪录，可以分为初次犯罪与再次犯罪，简称初犯与再犯。按照犯罪形成的特点，可以分为蓄谋性犯罪、突发性犯罪和连带性犯罪。蓄谋性犯罪是有预谋实施的犯罪；突发性犯罪是因情景突然出现而实施的犯罪；连带性犯罪是为实现既定目的而实施的与目的无关的犯罪。
　　二、少数民族犯罪的界定
　　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应当得到特别的关注和研究。从既存的犯罪学文献中，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甚至于何为少数民族犯罪的问题还存在争议。1985年3月，美国一家有权威的法学杂志《美国法律杂志》在一篇对亚洲及中国近年来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评述的文章中写道：“近十年是中国大陆犯罪学和矫正学领域最有生气、最为活跃的十年”。“大陆法学界人士开始从社会存在的本身，从经济、文化等各个具体方面去寻找犯罪的根源和矫正犯罪的对策。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研究最有理性、最富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然而，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所有对犯罪现象、原因及对罪犯矫正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汉民族犯罪现象为标本进行的，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及罪犯矫正却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大陆还处于基本隔绝的台湾，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寥若晨星。这种对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仅仅局限在以一个主要民族为标本，而不包括其它几个少数民族的状况不能不说是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缺陷……”。甚至在少数民族犯罪问题指向如何，究竟指向少数民族地区抑或主体，还是指向少数民族整体抑或个体?理论界都存在疑问。在我看来，少数民族犯罪是按照行为人的民族身份对犯罪现象的一种新的分析。首先，它是一种以犯罪主体的民族身份作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少数民族公民作为犯罪主体在民族地区表现得较为集中和突出。我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因此，少数民族聚居地以少数民族数量为多，犯罪总量中少数民族犯罪自然较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下，将少数民族犯罪界定为以犯罪主体身份为标准的划分的犯罪而不是按照地区划分的犯罪(比如“城乡结合部犯罪”)是适宜的，既可以关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总量，又可以关照少数民族作为主体实施的犯罪的个量。其次，它应当指向少民族个体，是少数民族中个体公民对国家刑法规范的蔑视与挑战。马克思认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少数民族犯罪仅仅是“孤立的”少数民族个人对“统治秩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的侵犯。复次,少数民族犯罪呈现特征与形成原因的不同。聚居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与汉族存在一定的差别，正是这些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少数民族犯罪与汉族犯罪在特点与形成原因上的不同。与汉族犯罪相比较，少数民族犯罪受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影响，对各种犯罪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少数民族犯罪在多发案件类型、发案时间、地点等犯罪现象诸要素上呈现与其他犯罪相异的特征。再次，少数民族犯罪需要采取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不同的犯罪原因必然要求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我们的党和政府历史形成的“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和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应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有效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掌握各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点以及犯罪形成的不同原因。
　　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特点
　　少数民族犯罪具有独特特征。它与汉族犯罪存在诸多不同之处，比如犯罪类型、犯罪手段方法上，集中在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传统侵财型犯罪、受风俗习惯引起的犯罪较为常见，犯罪手段方法上，暴力方法较常使用。中国少数民族犯罪呈现如下特征：犯罪率呈总体上升趋势文化教育与犯罪相关系数大，犯罪主体中青壮年犯罪主体多、捕前身份系农(牧)民或者无业人员的多、女性犯罪呈现上升趋势，传统的自然犯比重大，新型犯罪不断增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呈现上述特点是由包含环境与个体的系统所决定的。少数民族犯罪具有一个独特的原因结构系统：环境方面的因素，可以简化为：经济背景、人文社会、成长环境。经济背景方面，生活贫困、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重要因素；人文社会方面，文化教育落后、固有的不良文化、外来文化的侵蚀、传统习俗都是重要表现；成长环境方面，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欠缺、社会控制机制弱化是两个重要因素。个体因素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生理需求，少数民族供需的不平衡导致犯罪，这一分析，可以为少数民族犯罪中侵犯财产罪和性犯罪占据一定比例提供解释；一是心理需求，我们可以从性格类型、人生价值扭曲、道德观念陈旧以及法律意识淡薄上分析少数民族犯罪的原因。
　　四、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价值
　　为何研究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我认为，存在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传统的犯罪类型学长期忽视少数民族犯罪，没有关注到少数民族犯罪的特殊性。犯罪类型中，女性犯罪、老年人犯罪、有组织犯罪、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在这些年的发展方兴未艾，但是，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少数民族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因素和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因素会与汉族犯罪存在差异，体现为相异的犯罪特征、犯罪规律，相应地实现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控制必须因引起特征、规律和原因拟定对策。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是对犯罪学理论的一个充实与丰满，使犯罪学理论更多地关注按照民族身份分类标准形成的类型。第二，犯罪特征是犯罪发生的规律性，不同的犯罪发生规律缘于不同的犯罪原因，要求不同的对策予以对应。少数民族犯罪呈现与汉族犯罪不同的原因，在犯罪对策上也应有所不同。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对策环环相扣，我们研究犯罪原因及其规律性，目的在于寻求有针对性的犯罪对策。犯罪的宏观对策固然重要，但是，具体类型的犯罪的治理、预防必须结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包括犯罪发生的地域、犯罪的多发类型、群体的生理心理特征进行研究。少数民族犯罪的固有价值在各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文化习俗、传统习惯与汉族相异的群体，犯罪特征、发生规律都有不同，犯罪的形成原因也有一定的差异。适应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征与规律而制定的各项政策与法律，能更好地治理与预防这类犯罪。这方面，少数民族的罪犯改造研究已经存在专门著作进行研讨，但这仅仅是事后的“流”的治理。从源头上进行预防的专门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这恰恰是我努力的方向。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能够为少数民族犯罪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少数民族法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参考。这是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实践考量。第三，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是适应西部开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项济振兴计划，西部开发计划的启动会触动社会的方方面面。触点超越经济的范畴，对开发地区们的观念、思想、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西部开发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西部欠发达地区中，民族地区分布较广，涉及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杂居和部分地方少数民族聚居是西部地区显著特点之一。
　　民族关系问题是西部地区最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尊重民族习惯、照顾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不能以行政命令伤害民族感情，影响社会稳定。正如江泽民同志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的西部开发的总原则是“把加快西部经济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区域开发必须因地制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开发计划。伴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西部地区群众心理失衡加剧，加之民族风俗民情多样化问题处置不当，旧社会遗留问题的存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煽动，都可能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带来民族纠纷，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正是应对西部开发政策，“近距离”观测开发进程，对西部开发中可能引发的少数民族犯罪及时做好预测、防范和治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上海市卫生局


市卫生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站）工作规定》的通知



各区县卫生局、各医疗救护中心（站）：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本市院前医疗急救工作，提高各医疗急救中心（站）的院前医疗急救和应急救援的反应速度和救治能力，现将《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站）工作规定》下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医疗救护站工作有关规定》（沪卫医政〔84〕第8号）自本文下发之日起废止。

　　市卫生局
　　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站）工作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院前医疗急救工作，促进本市院前医疗急救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提高各医疗急救中心（站）的院前医疗急救和应急救援的反应速度和救治能力，为市民提供优质、高效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特制定本规定。
　　一、医疗急救中心（站）的基本任务
　　（一）各医疗急救中心（站）的基本任务是：为市民提供日常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本市重大突发性灾害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紧急医疗救援；国际国内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的院前医疗服务保障以及上级部门指派的其它相关医疗保障任务；对市民开展急救知识的宣传、普及和培训。
　　（二）各医疗急救中心（站）承担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应坚持“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病人”的服务宗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为病人提供快速、温馨、便捷、优质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
　　（三）各医疗急救中心（站）负责对伤病员实施现场医疗急救和快速护送转运。通过现场急救，维持伤病员基本生命体征，减轻伤病员痛苦，稳定伤病情，防止再损伤，降低伤残率和死亡率，为伤病员的院内救治提供条件。
　　二、急救服务管理
　　（一）按照区域划分和就近救护的原则，各医疗急救中心（站）负责服务区域内的院前医疗急救工作。
　　市医疗急救中心负责对各区、县医疗急救中心（站）开展业务指导，并结合本市院前急救实际，修订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开展院前医疗急救教学培训和科研工作，提高院前医疗急救机构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专业技术素质，通过组织实施规范化管理，提高院前医疗急救质量。
　　（二）各医疗急救中心（站）实行24小时医疗急救服务制度，随时负责受理服务区域内市民的呼救，提供院前医疗急救及其他相关救援服务。
　　（三）各医疗急救中心（站）应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明确职责，实行岗位责任制，建立业务考核制度，规范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四）各医疗急救中心（站）应加强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监督管理，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制定医疗事故防范和处理预案。
　　（五）各医疗急救中心（站）工作人员应按规定着装，注重仪表仪容，在实施医疗急救服务中应做到主动热情，态度和蔼，文明服务。
　　三、急救资源配置
　　为了保证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有效开展，各区县医疗急救中心（站），应按照《上海市区县医疗急救中心（站）基本建设标准》（沪卫医政〔2003〕181号）的规定和要求，配置与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相适应的急救装备。
　　（一）通信装备
　　建立性能良好、畅通的通信系统，包括有线、无线通信网络，并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有计划地装备院前急救服务的GPS卫星定位与GIS电子地图系统。
　　（二）车辆配置
　　根据服务区域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需求和任务状况，逐步配备与之相适应的救护车数量，以满足医疗急救服务的需要。按有关部门的规定，加强对救护车的管理，保证良好的车辆性能和车容车貌。建立车辆维护保养、更新报废制度和车辆维修保养技术档案。
　　各医疗急救中心（站）的救护车，应统一标识。
　　（三）医疗装备
　　根据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职责与任务和各辖区内不同的急救服务需求，按急救型和普通型救护车的不同装备要求，配备急救医疗设备和药品，保障现场和转运途中医疗急救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人员配备
　　每辆救护车应至少配备急救医师、驾驶员和专职担架员各一名。
　　急救调度人员应掌握医疗急救调度相关专业知识；急救医师应熟练掌握医疗急救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驾驶员与担架员应接受基础急救技能培训，以协助急救医师开展现场医疗急救的辅助工作。
　　四、基本服务要求
　　（一）受理调度
　　各医疗急救中心（站）调度中心（室）调度人员应按规定及时受理市民的呼救，记录呼救相关信息，调度呼救相关区域的救护车，做到合理、有效派车。如遇繁忙时段，确实无车可派时，调度员应充分尊重呼救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明确告知，耐心解释。
　　（二）现场急救
　　急救人员应服从调度人员的调度指挥，在执行任务前做好有关急救医疗设备、药品、车辆的日常相关检查。
　　救护车到达呼救现场后，急救人员应按规定携带好现场急救所需的急救医疗设备、药品，快速到达伤病员身边，按院前急救医疗规范的规定和要求，有序、有效地开展现场救治工作。
　　（三）护送转运
　　对需护送转运的伤病员，应按“就近、快速送院”原则，以最快速度将患者就近送至区（县）二级及以上具备急诊综合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也可送至病人（家属）指定的本市医院。对传染病、精神病、中毒等专科疾病应送往相关的专科医院。在转运护送途中，急救人员应继续做好急救伤病员的病情观察、途中救护和护理等工作，但任何医疗检查都不应影响快速转运。
　　急救医师在工作中应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如遇伤病员（家属）不愿送院或要求转送指定医院的，应要求伤病员（家属）在《院前急救病员、亲属签字单》上签字确认。
　　在现场急救和护送转运中，发生影响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开展和护送转运的情况，可请求有关部门予以协助解决。
　　伤病员出院因行动不便需用救护车送回家或要求送往机场、车站、码头等处的，原则上在保证急救病人用车的前提下，可酌情派车。
　　（四）医院交接
　　急救伤病员护送至医院后，急救医师应及时与接受医院办理伤病员病情交接手续。各医疗机构应及时做好病人收治和院内抢救力量的准备，保持“急救绿色通道”的畅通，保证伤病员院前和院内救治工作的连续性。
　　（五）开具死亡证明
　　在急救现场经急救医师检查确诊已死亡的伤病员，按有关规定和要求现场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对死因不明或疑为非正常死亡者可请求有关部门协助处理。
　　五、应急医疗救援
　　各医疗急救中心（站）必须制订相应的应急医疗救援预案，明确组织领导、报告制度、急救装备和现场救援指挥等，并定期组织培训和演练，切实提高各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的急救水平和对突发灾害性事件的应急救治能力。
　　市医疗急救中心负责重大突发性灾害事件院前紧急医疗救援的统一指挥与协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