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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改革背景下监狱企业的出路与对策

楼杰科


一般意义上，监狱与企业似乎是联系不到一起的两个陌生概念。《辞海》中语：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禁罪犯的场所；企业是从事商品和劳务的生产经营，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而目前的所谓监狱企业，就正如上述所言要“面对双重目标的矛盾。一方面，作为监狱改造与惩罚罪犯手段的载体，惩罚与改造罪犯是监狱企业必须遵循和完成的社会目标，而追求经济效益又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且不论其双重职能是否能够协调发展，其“监企合一”体制本身就根本性的弊病，尤其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今天。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目前的监狱企业实际上是承担着“公共物品”提供的职能。服刑人员的强制劳动，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更是对全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间接的教育服务。虽然强制劳动应当仅是教育服刑人员的手段之一，但也无法避免将劳动本身作为改造目的实际社会需求。在此情况下，监狱企业还需要按照一般的劳动生产的要求提供基本的劳动条件（劳动岗位、劳动场所、劳动资料等）因此，在探讨监狱企业如何发展的时候，就必须将其纳入公共产品组织的改革大背景之中。
公共产品组织的普遍特点与问题：
第一，多元性价值取向性。公共产品组织一般都存在多种价值取向。即一方面最大程度的利用本身的资源来服务社会公众，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另一方面还要保障自身的经济效益用以可持续性的发展。例如，邮政、电信、电力、交通等公共服务既要为社会公众提供最好的服务，同时又要确保自身的经济效益，否则也难以实现其社会效益。因此监狱企业不可避免的即要保证实现改造、惩罚罪犯的社会目标，又要将企业的经济效益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第二，国家资本的垄断性。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殊提供，其业务一般为国家垄断。监狱企业便是特殊的国有企业，在监企合一的背后更有着国家垄断的影子。而这种垄断仅表现在资本性质上，而非行业领域。
第三，政策影响性。国家通过政策调控来影响公共产品的供求扩大或缩小。从一般公共产品的政府定价就可以明白，国家政策性因素的主导地位。监狱企业在改革中的产品定位、价格定位、劳动力价格的定位，应当都受到政府的指导和保护。
第四，生产效率的低下性。在我国，公共产品大多是国有国营的，并基本处于相对或绝对的垄断之下。因此，其内在的经济扩张动力与外在压力明显不足。与一般的企业相比较，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低下。目前的监狱企业也普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其主要原因也在体制与经营机制等方面；虽然因其特殊的“用工”制度，有的监狱企业活得还不错，但这也只是一种掩盖的假象而以。
因此面对公共产品组织问题，世界各国都有过不同的尝试。在监狱与监狱企业的改革管理上，同样也发生着变革。
新加坡议会通过了《新加坡矫正更生公司法》，组建新加坡复员技训集团（简称SCORE公司），作为国家批准的法定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经营全国监狱生产，负责各监狱的生产项目、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和技术管理；负责对罪犯的培训；为刑满释放人员介绍职业；协调私人企业在监狱内设工厂，安排罪犯劳动。国家给予SCORE公司不少优惠政策。
80年代后期，加拿大监狱局成立监狱局劳动服务公司（简称CORCAN）来管理监狱劳动。这样通过更透明的社会成本、更具商业化的财务管理、更易于与私人企业建立关系，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映能力更强和以更靠近私人企业的标准来培养罪犯的职业技能。CORCAN已开始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革，以便向更多的部门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服务。同时，CORCAN还在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的帮助下，以比以前更系统的方式去开拓新市场。CORCAN是监狱局的下属机构，但它基本采取市场模式来运作，它与联邦监狱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作为一个专门公司，CORCAN通常只是为罪犯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机会，并负责产品的生产设计和市场销售以及运营盈亏。CORCAN还有一个由商界人士、工人代表和市民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CORCAN内部，为了方便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种类的管理，设有农业、建筑业、制造业、纺织品和劳务等5个管理处。
可见，新加坡与加拿大等国监狱生产的改革模式事实是将专门从事生产经营的部分独立成为一个特殊的企业，而直接受监狱行政管理机构的领导，与各监狱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监企分开”的模式。但这类企业不仅仅涉及各类产品生产，更将对服刑人员出狱后的就业介绍、技能培训等服务作为重要业务职能。
近日司法部长张福森在调研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时强调，监狱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改革实现“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最终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监狱管理体制。某些地方的改革已经先行：2003年11月通过政府注入1.4亿元资金，重庆市正式剥离了各级监狱企业，其中中央财政7100万，重庆地方财政7100万。按照改革计划，重庆市监狱管理局将原本负责生产经营的内设机构分离出来，组建成重庆市渝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市监狱管理局管理。各监狱将负责监狱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机构分离出来，组建为渝剑控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由渝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改革之后，人员彻底分开。负责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机构及人员整建制地划转到监狱企业。监狱所需的行政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监狱业务费支出等纳入财政预算，由国家全额保障。监狱经费支出以及监狱警察的工资收入与生产收入脱钩。企业利润主要用于自身的企业拓张、再生产等。
从重庆监狱企业的改革来看，其一监企分离已由应然到自然；其二监企分离后的财政支付转移是国家财政制度改革大背景下的必然；其三监狱与监狱企业如何协调管理服刑人员是分离后的主要问题。
结合目前已经进行的改革，笔者就有关监狱企业分离后的某些预测性问题作简要的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对策，以供参考。
其一，法律规制的缺位。目前的《监狱法》既无对监狱与监狱企业管理相关规定，也没有对监企分离后的事项有相关的规定。因此，在这方面存在着法律空白点。而相关政策支持，也仅是带有原则性的指导，虽说这是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就监狱企业这一特殊的企业而言，应尽快摸索出相应的运行模式并将其中成功的部分上升到法律阶段。
其二，产权结构与管理模式的探讨。
从重庆当前的改革来看，应当可以预见到其他地方的监狱企业改革，尤其是产权结构方面的改革，将必然采取国有资产经营性与非经营性分离的模式。即原来的具有行政管理权责的机构与参与市场经营的机构相分离。
但就监狱企业的特殊性和目前国有企业运行的情况来看，即便是分离也会带来行政管理机构对母公司的干预和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干预，从而影响企业的运行效率。由于产权结构的单一化，在增加融资渠道，拓宽监狱企业融资瓶颈和改革监狱产品的“身份”等方面都会遇到和原来一样的困难。因为监企分离后，首先得益的是原来的监狱管理，使其更加符合《监狱法》的要求。而对监狱企业而言，只不过是正了企业的名称而已，同时仍然需要面对市场经营中的风险和困境。因此，分离后的监狱企业更加需要更多的政策机制和法律保障：
1、改造原有的产权机构
变原来的单一持股制为多元持股模式。在产权设定明晰的前提下，应该将部分优质的产权进行上市交易。应当鼓励私营成分的介入，从而扩大原有的持股形式。进而在融资、生产、销售等环节上获得一般企业的平等地位。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国有企业受行政干预过多的弊病。笔者同时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私营化的监狱企业也是完全可行的。
2、监狱企业的管理人员的建设
监企分离后，必然是导致人员的相应分流，或者在监狱行政机构中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或者从事监狱企业的经营管理。而后者往往又缺乏直接面对市场进行开拓的经验和能力，也就是说监狱企业目前普遍缺乏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但应当看到，在监企分离后，监狱企业具有较充分的人力资源调配的权力，完全可以引进和加大力度培养合格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这一点对任何企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监狱企业而言。因为除一般劳动力较其他竞争对手较低的优势以外，监狱企业缺乏其他明显的市场优势。
目前现存的国有企业，很明显的具有天然行业垄断性或资本规模扩张性；而在一般充分竞争性或低资本性的行业中已经很难找到国有企业的踪影。因此监企分离后的，监狱企业更加需要具有优势的职业经理人来为企业的发展打拼。
3、监狱与监狱企业协调
监企分开的做法并非监狱管理领域中的独家创造。实际上，在其他的一些多元性价值的行业中，相关的分离工作也在逐步的展开。特别是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将更加有力的推动各个行业的“政企分离”、“事企分离”。也就是说，将同一领域中的营利活动与非营利活动通过多组织的形式分开。这种改革方式在许多国家的一些领域中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然而，当多组织取代了单一组织，单组织多目标的协调问题变为多组织的协调问题。 而新的协调成本也需要重新的估计。对以非经济效益为单一目标的组织而言，这一协调成本可能会更大。因此监企分离后，监狱与监狱企业间关于服刑人员的协调，监狱管理机构与监狱企业之间的管理关系。
4、国家政策与法律的保障
监狱企业直接进入市场后，虽然可以褪去非市场主体地位的味道，获得一般经营性主体的基本权利。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无疑监狱企业在各行业的竞争中并不具备特别有效的优势，有时甚至是劣势。特别是在经济贸易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既然要参与市场，就不可避免的要遵守市场一般的游戏规则。例如，近期SA8000规则的出台，就是针对企业劳工制度的。监狱企业似乎可以因为其特殊性而具有相应的例外，但是这种例外却不具备现实的法律或者政策的保障，而在市场经营中显得苍白无力。即便是所谓的以国家采购的方式来解决一部分的监狱企业产品的政策提议也不具体实质的法律效力。
对尚未进入分离的监狱企业而言，不仅仅需要在如何分离上下大的功夫，更需要对分离后的经营模式、协调机制、管理方式、法律保障等方面作更多的尝试和思考。




“奉子成婚”与生育权
四川大学法学院：李游


一美女结婚了,居然酒席都免了,只寄来了些精致的糖果.事后才得知她结婚登记时已经身怀六甲身不由己了.女友在童年时期便生成的对胜大华丽婚礼的梦想就这样被腹中的小家伙无情地摧毁了.
我致电: “……这以前‘奉诣成婚’都是要诏告天下的啊,你倒好,不但不告还连同我送红包的权利都剥夺了.”
女友颇有些无奈: “一个女人有了孩子,那里还有自我?起初他不同意结婚:说时机不成熟,劝我把孩子做掉,这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孩子啊——我怎么忍心杀了他(她).这一僵持就是几个月,眼看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要不是我以两条命相逼,他现在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
我的心突然有被丝线拴扯的痛，搜索过全部安慰人的话，最后只吐出一句：“没事了，你的孩子会比你更漂亮的，好好保重身体啊，我还盼着做干妈呢。”
女友的婚姻总算成就了，当前的法律对“奉子成婚”这种行为没有明令禁止，唯一涉及到的法条是《婚姻法》第五条：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可她的情况一来构不上胁迫，（因为女友并没有以男方及其亲属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相威胁），二来也不属于第三者的干涉（因为胎儿在未出生时还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不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而存在）。法律的问题解决了，虽说孩子不比圣旨,可在这种语境下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强制的味道，我感觉到莫名的悲哀。
2002年9月1日生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已经明确了男性的生育权，并且随之产生了妻子私自堕胎丈夫获赔的判决。我对此类判决理解是：法院并不否认《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关于妇女有不生育自由的权利，但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男性的生育权比女性的不生育自由权更应受到保护。笔者不是女权主义者，只是相信来自头顶星空的规则。前述吾友的故事还算不幸中的万幸——双方的关系纳入到了法律的庇护之下。但设想女友的情况更糟一点，男方仍然不答应结婚，那女友的生育权该如何来保障？生育权的主体最终是谁？法律到底保不保护未婚妇女的生育权？胎儿有民事权利能力吗？基于以上问题，笔者将在本文中作出分析回答，意在抛砖。
第一块砖：生育乃性之成本
辅助生育技术自1978年为英格兰蓝爱德伍德医生首创成功后，性就不再是使妇女怀孕的唯一方式了，但怀孕仍然不可避免地要被计算在性的成本之内。波斯纳先生将性所服务的目的（性的收益）分为三组：生育的、享受的和联谊的。杨立新教授将性利益定义为一种独立的人格利益。并进一步阐述他具有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双重属性，男女双方通过作为的方式实现这种利益，通过不作为的方式保持它。从而获得自身的幸福和快乐。笔者非常赞同这两位的观点，但更愿意从悲观的角度来剖析。“生一个不想要的孩子就是为性快感支付的一种沉重的税”，性的利益为双方共享，但因为生孩子的妇女要承受心理上的焦虑、生理上的不适和只有她自己才了解的痛苦，而依目前的医学技术还不能把受精卵移植到男人身体里去孕育，所以这种税最终是由妇女来承担的（男人当然也可以以他们损失了几枚精子作为辩护）。
这跟共同犯罪的构成非常类似（《圣经》里面淫欲罪也是7宗罪的一种）：主观方面，男女有两情相悦的共同故意；客观方面，实施了偷尝禁果的行为（性交）；犯罪主体，是二个16岁以上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按照《刑法》此二人应该被科以同等的刑罚。但事实是，如果两人没有结婚，男方一旦认定了不要孩子而女方又没有做“未婚妈妈”的勇气或者不愿意象吾友那样采取极端方式的话，她唯一的出路恐怕就是用中止妊娠来放弃自己的生育孩子的权利。相反，如果女方不愿意要自己身上的这块肉，还必须经男方的同意，否则就在法律上构成侵权。总之，“犯罪”所得利益归男方所有，后果一概由女方来承担。
在立法上如此重视父权夫权以及所有男性的权利，而对妇女的关切不敏感，这很容易让人假定有相当多的法律必定是男性努力的结果，他们成功地把妇女的利益（最广义的）再分配给了自己。
第二块砖：避孕失败怎么办？
按照波斯纳先生的分类，吾友性所服务的目的也许是享受的或者联谊的，反正不是生育的。现实生活中，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多为避孕失败，于是产生了避孕失败由谁负责的问题，是由女方“一人做事一人当”吗？男方的责任仅仅是道义上的吗？可否追究避孕药具销售、生产商的责任？医院要求做流产手术必须由丈夫签字的规定可行吗？
笔者认为避孕失败可能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致，应视情况而定。大多数男性都有一种观念：认为避孕是女人单方面的事。原因很简单，人都是利己动物，在行为不会对自身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就不会再投入更高的成本或者牺牲自己更多的利益。所以他们在对待计划外怀孕时要求女人“一人做事一人当”就可以理解了，当然也有部分责任感特别强的男人会在女人同意中止妊娠后在经济上和精神上予以支持。1，笔者在第一块砖中已经有所主张，现摆明观点：在双方均对避孕失败存在过失的情况下，应当由法律来强制规定男方的责任。理由如下：《婚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这表明我国立法偏重于保护弱者，对妇女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人文关怀，所以基于妇女生理的特殊性，未婚妇女在中止妊娠后可向致使其怀孕的男方主张相应的经济补偿。2，目前市面上还没有避孕药具能够起到100%的避孕效果，有的在说明书上标示成功率95%、99%等字样，正是由于这5%甚至于1%的免责事由，就给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商家留下了无尽的余地。就算当事人以他侵害了自己不生育的自由权为由起诉，举证上也相当困难。其次,由于我国避孕药具器械市场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致使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谋取暴利，投机取巧造成市场混乱, 然而最让人担忧的还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的质量问题 (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2002年初在全国11个省市的流通领域中，对147家避孕套经营企业多个批号避孕套进行抽查的结果予以通报，合格率仅为13.3%。)因此，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就显得刻不容缓了。.3，为了应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关于公民生育权的规定，避免不卷入不必要的诉讼，全国各大小医院纷纷作出内部规定，即流产手术必须经丈夫签字方可做。笔者认为此规定与《妇女权益保障法》抵触，侵犯了妇女不生育的自由权，当然无效。实际上，只要院方在医疗活动中不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的规定它就根本不会涉及到侵犯生育权的问题。笔者不反对医院未雨绸缪将双方的签字作为备份材料，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作为一道强制性的程序。
第三块砖：独身女人生育权不应保障
《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本条规定看似立法对于非主流群体的人文关怀是对女性权利的尊重，但实质上是从立法上纵容女性的不理智，并且以牺牲伦理道德和孩子的权益作为代价。首先，站在作为绝对弱势群体的孩子们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没有能力要求大人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他们只能在多年之后恨自己的母亲——把自己当作宠物一样来满足自己认为需要的生活方式，而不考虑能否给予自己健康的成长环境。我想任何一个母亲都不愿意为自己养一个仇人吧。其次，由于此条例规定不构明确，造成操作难度大。“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如果在按此法生育后又想结婚，以此条来限制就违反了《婚姻法》结婚自由的规定和《立法法》的规定，而同意结婚即意味着这条规定的限定条件落空。再次，笔者认为生育权乃公民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不反对非婚生育（法律也没有明令禁止）。相反我国《婚姻法》有规定“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待遇”，这是因为无论结婚与否孩子都能寻找到自己的父源，除孩子被合法收养，他与自己的亲生父亲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阻断。而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身育技术手段生育的子女，在法律上是没有父源的，他（她）生下来就“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并且永远没有父亲，社会伦理遭破坏的同时孩子心灵上的残缺也难以避免。真可谓：解决问题一个，带来问题一堆。
第四块砖：胎儿的权利
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宣言：您可以决定不要我，但当您决定要我的时候就请您对我负责！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个标题本身就是空穴来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那么未出生的胎儿在法律上不享有任何权利。笔者承认，但不得不提醒读者大人一个唯一的例外，那就是我国《继承法》第二十八条关于胎儿预留份额的规定。这个特别法的规定在某种意义上推翻了普通法。笔者以为胎儿的权利应得到进一步的延伸，那就是限定一个做父母的最低标准。
有件事总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为什么容许任何人不经训练就担负人类最重要的养育后代的职责，尤其是在存在一些无知的父母可能严重扭曲下一代的人格的状况下。父母拥有摧毁生命、戕害孩子灵魂的无比力量。想想看，医生如果未经教育与训练根本不可能执业；甚至我们得经过考试才能开车上路，以免祸及无辜，在所谓文明的现代社会，公路上还拉起了重重的保护网。可是，即使是多无知的家伙，只要会性交，就可以成为父母。也就是说，为人父母的惟一资格限制就是具备猪的能力，然后就可以合法成为中国人的父母。即使我们找个人来家里修侧所，也要有比这更高的资格。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但可以选择改变现状，在有生之年不断地提升自己爱的能力，在作父母之前进行基本的训练。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举措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真是太艰难了，却正是因为我们是人口大国才要更加地注重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的精神的和心理的）的提高，从限定一个做父母的最低标准做起，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一个民族终将辉煌。
法律尽管浩如烟海，也是有边界的，国家的司法资源也是有限的。来自人内心的约束才是最完美的法则，尤其对天下的父母和即将要做父母的人而言。
方丈说：天下事了又未了，何须以不了了之。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主要参考文献： 理查德.A.波斯纳（著） 苏力（译）： 《性与理性》
盖瑞.史宾塞 （著） 魏丰（译）： 《最佳辩护》
杨立新《性骚扰是对妇女“性自主权”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