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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司法证明活动中，物证因其客观性和稳定性而被誉为“证据之王”，并被赋予较高的证明力。司法实务中，“物证为王”已经成为质证和认证环节的金科玉律。然而，与人证不同，物证具有特殊性，它本身并不会“说话”，随意散落或被刻意隐藏在现场角落的物证，更不会自己走上法庭。

某一物证能否成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往往取决于两个关键性的程序环节:一是物证是否被正确地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物证在提取、固定、保管、送检环节出现问题，往往导致物证来源不明或者被“污染”。无论是来源不明的物证，还是“被污染”的物证，本质上都是“失真”的证据，不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最终将丧失证据能力或证明力。二是物证中所蕴含的案件信息能否被正确的“解读”，即物证的鉴定方法和鉴定程序是否科学、合法。不科学的鉴定方法或不合法的鉴定程序，都将极大地折损物证的证明价值。这其中，第一个环节又是重中之重，因为，鉴定不过是对物证所蕴含的案件信息的一种“解读”，若物证本身来源不明或者已经被污染，那么，即便后续的鉴定程序再科学、合法，据此作出的鉴定意见仍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毫无证明价值。

在中外司法实务中，因为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或送检环节出现问题，最终导致物证丧失证明力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在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中，被告人辛普森最终得以脱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辩方的法庭科学专家指出警方人员在提取和保管那些现场滴落的血痕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疏漏(如将本应用来包装干血痕样本的纸袋用于包装那些新鲜血痕，极易使血痕受到污染)，以致该物证的证明力被严重削弱。再如，我国前段时间引人注目的“王朝案”，该案本为一起普通的入户抢劫案，之所以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提审、再审，耗时五年反复审理，并引发媒体和舆论的广泛质疑，主要原因就在于该案的关键性物证——提取有被告人指纹的红酒瓶来源不明，以致人们对该物证(指纹)的客观性、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进而动摇了整个案件的定案基础。

实践中，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因为缺乏相关证明或记录而出现来源不明的情况，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实务中一个比较常见和突出的问题。无论是在公诉环节还是审判环节，经常会遇到侦查机关移送的在卷物证因为缺乏相关证明或记录而来源不明，以致关键物证产生瑕疵，无法形成定案所需的证据锁链。根据2010年颁布实施的《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9条的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司法实务中，一些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往往据此而形成了一套“迂回突袭”的辩护策略，即不直接攻击控方物证本身的证明力，而是围绕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瑕疵做文章。因为，一旦证明侦控方在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存在问题，则控方精心构筑的物证防线将不攻自破。

笔者认为，上述实务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传统证据学对物证概念的狭义定义。在我国传统证据学理论体系中，往往在狭义上将“物证”定义为“以其外部特征、存在场所和物质属性证明案件事实的实物和痕迹”。站在静态的学理层面而言，这一定义并无任何不当之处。然而，若从动态的、实务的角度而言，这一定义却因为过于关注实物或痕迹本身，忽略了实物和痕迹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重要性，而容易在司法实务中形成一种错误导向:负责取证的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往往只重视对实物和痕迹的收集，而忽略了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规范性，结果导致物证因为来源不明或被污染而产生瑕疵，证明价值严重受损。

基于此，笔者在此尝试提出“大物证”的概念。所谓“大物证”，就是将物证理解为一个“证据群”，而不单单是实物或痕迹。“大物证”的概念，强调将物证理解为是一个由多个法定证据种类组合而成的大证据单位。除了用作证据的实物或痕迹本身外，记录其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证明性文件，如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本身是为证明实物或痕迹的客观性、真实性而设。因此，事实上亦构成了物证概念的一部分，在实务运作(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中应当将其与实物或痕迹视作一个整体单元或单位看待。

客观地说，“大物证”概念的提出，并非学理上的独创，而是有着实在法(刑事诉讼法)上的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之所以将“勘验、检查笔录”以及“搜查、扣押笔录”等列为一项法定证据种类，其目的正是为确保物证来源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因为，无论是勘验、检查笔录还是搜查、扣押笔录等，本身在证据学上并没有独立的证明价值，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将其单列为一项法定证据种类，一方面旨在昭示立法者对物证来源真实性、客观性和合法性问题的重视，为此，立法者不惜将记录和反映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过程的勘验、检查笔录、搜查、扣押笔录等单列为一种法定证据种类，以此确证物证来源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立法者将勘验、检查笔录、搜查、扣押笔录等单列为一种法定证据种类，也是在提示司法实务部门，不仅应当重视对物证的收集，亦应当重视对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过程的记录和证明，因为两者事实上是一体的、不可分割且缺一不可。这一立法理念与“大物证”概念的宗旨和主张无疑是完全契合的。

之所以提出“大物证”的概念，根本目的是希望在司法实务中提倡并形成一种指导调查、收集、审查、判断证据的新观念:

其一，对于取证环节而言，“大物证”的概念和观念，要求侦查机关在侦查作业时，以“大物证”为单位或单元进行取证。不仅应当重视对实物和痕迹的收集、提取，更应当注意对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记录，准确、及时、合法地制作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形成以物证为中心的“证据群”。

其二，对于举证环节而言，“大物证”的概念和观念，要求公诉部门在举证和示证时，以“大物证”为单位或单元进行作业。为此，公诉方不仅应当出示作为证据的实物、痕迹本身，而且应当出示物证的勘验、检查笔录、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以证明物证来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在辩护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公诉方还应当出示物证的保管和送检手续，以证明物证在保管和送检流程中的规范性，以确证物证未被污染。

其三，对于质证和认证环节而言，“大物证”的概念和观念，要求办案部门在审查、判断证据时，以“大物证”为单位或单元进行作业，将“大物证”作为一个“证据群”从整体上展开审查、判断。为此，办案部门不仅应当注意对实物和痕迹(包括鉴定意见)的审查，更应当重视对物证来源和保管、送检环节的审查，只有来源明确，保管、送检手续规范的物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来源不明或者保管、送检环节不规范的物证，应当要求侦查机关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无法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作者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技术监督局


国家技术监督局关于修改《技术监督行政案件现场处罚规定》的决定
1996年9月18日，国家技术监督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家技术监督局决定对《技术监督行政案件现场处罚规定》（1995年12月8日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42号发布）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修改为：“对于违法事实清楚、情节简单，依据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和规章应当给予处罚的行为，可以在违法行为发生现场，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
二、第四条后增加两条：
1、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行政执法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2、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对行政相对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行政相对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采纳。
行政执法人员不得因行政相对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三、第五条改为第七条，修改为：“行政执法人员在施行现场处罚时，必须使用统一的《现场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由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现场处罚决定书》由行政相对人签字或者押印，并当场交付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拒绝签字或者押印的，应当注明情况”。
四、第六条改为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行政执法人员施行现场处罚，必须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
五、第七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行政执法人员对现场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六、第八条改为第九条，修改为：“行政执法人员现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一）、依法给予二十元以下罚款的；
（二）、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三）、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执法人员依照本规定作出处罚决定后，行政相对人向指定银行缴纳罚款有困难而提出当场缴纳罚款的。
七、第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一条：“行政相对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八、第十一条删除。
本决定自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技术监督行政案件现场处罚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技术监督行政案件现场处罚规定
（1995年12月8日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42号发布；1996年9月18日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47号修正发布）
第一条 为使技术监督行政案件的现场处罚规范化，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现场处罚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在执法检查现场，依据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的即时行政制裁。
第三条 对于违法事实清楚、情节简单，依据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和规章应当给予处罚的违法行为，可以在违法行为发生现场，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
第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施行现场处罚应当有两名以上人员参加，并出示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证件。
第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对行政相对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行政相对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采纳。
行政执法人员不得因行政相对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施行现场处罚时，必须使用统一的《现场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由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现场处罚决定书》由行政相对人签字或者押印，并当场交付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拒绝签字或者押印的，应当注明情况。
第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施行现场处罚，必须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
罚没财物应当按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上缴。
第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现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一）、依法给予二十元以下罚款的；
（二）、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三）、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执法人员依照本规定作出处罚决定后，行政相对人向指定银行缴纳罚款有困难而提出当场缴纳罚款的。
第十条 行政相对人对现场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第十一条 行政相对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二条 现场处罚执行完毕的案件，应当及时审查结案。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人员施行现场处罚给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行政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执法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