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庇同案犯是否构成包庇罪/袁瑾初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6 21:50:22 浏览: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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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在的基层检察院公诉科办理了这样一个案子：被告人王某和任某共同盗窃烟酒门市部。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王某均供述了二人共同作案的事实，任某辩解没有参与作案。该案开庭审理过程中，王某供述其与周某共同实施盗窃，任某没有参与。该案延期审理后，查明了王某受任某指使而翻供的事实。
针对王某先供后翻，意图包庇同案犯的行为是否构成包庇罪，该科产生两种意见：
一、构成包庇罪，理由是：王某明知任某有犯罪行为，在庭审中故意作虚假供述，意图使任某逃避法律制裁。因此，王某在主观方面为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包庇他人的行为，具备了包庇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王某构成包庇罪。
二、不构成包庇罪，理由是：首先，虽然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对于拒不供认尤其是先供后翻的情况并不能再认定构成其他犯罪；其次，实践中，在共同犯罪里，对于不如实供述同案犯的被告人，实质上也是包庇同案犯的，也不再认定为构成包庇罪；再次，本案中，王某庭审中否认任某参与盗窃，是受任某的指使，如果认定王某又构成包庇罪，那么根据共同犯罪理论，就应该认定任某也构成包庇罪。但是任某为使自己逃避法律制裁而构成包庇罪，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刑法理论上都是不成立的。王某的行为应属于先供后翻的情况，不应再认定构成包庇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作者：河北省景县检察院 袁瑾初
审计机关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审计署
审计机关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令第3号
第一条 为了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严肃审计纪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审计人员职业道德，是指审计机关审计人员的职业品德、职业纪律、职业胜任能力和职业责任。
第三条 审计人员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和程序，进行审计工作，并遵守国家审计准则。
第四条 审计人员办理审计事项，应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合理谨慎、职业胜任、保守秘密、廉洁奉公、恪尽职守。
第五条 审计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当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六条 审计人员办理审计事项，与被审计单位或者审计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回避。
第七条 审计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当忠诚老实，不得隐瞒或者曲解事实。
第八条 审计人员在执行职务特别是作出审计评价、提出处理处罚意见时，应当做到依法办事，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得偏袒任何一方。
第九条 审计人员应当合理运用审计知识、技能和经验，保持职业谨慎，不得对没有证据支持的、未经核清事实的、法律依据不当的和超越审计职责范围的事项发表审计意见。
第十条 审计人员应当具有符合规定的学历，通过岗位任职资格考试，具备与从事的审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工作经验，并保持和提高职业胜任能力。不得从事不能胜任的业务。
第十一条 审计人员应当遵守审计机关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制度，参加审计机关举办或者认可的继续教育、岗位培训活动，学习会计、审计、法律、经济等方面的新知识，掌握与从事工作相适应的计算机、外语等技能。
第十二条 审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岗位培训，应当达到审计机关规定的时间和质量要求。
第十三条 审计人员对其执行职务时知悉的国家秘密和被审计单位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的义务。在执行职务中取得的资料和审计工作记录，未经批准不得对外提供和披露，不得用于与审计工作无关的目的。
第十四条 审计人员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审计工作纪律和廉政纪律。
第十五条 审计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审计的权威，不得有损害审计机关形象的行为。
审计人员应当维护国家利益和被审计单位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审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由所在审计机关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第十七条 本准则由审计署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审计署于1996年12月16日发布的《审计机关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审人发〔1996〕355号）同时废止。
2001年8月1日
近年来,不起诉决定书的规范性和统一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说理性仍有待进一步增强。从文书说理的基础与我国司法实践的相互关系看,不起诉决定书书面说理改革应厘清三个问题。
首先是说理的模式保障。法律是由一套专门的术语构筑起来的专业空间,当需要说理时,法律适用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求助专业法律概念,指望从被公式化的命题中演绎出合理的结论。但是,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适用法律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社会现实等因素,即并非所有需要说理的内容均能通过法律概念的演绎推导出来。因此,成文法国家根据说理内容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对事实认定中证据的审查判断发展出了“自由心证”理论,将问题归结为法律适用者的良心和理性;对法律适用中需要解释的法律问题,交于司法解决工作完成,从而只需在文书中直接援引司法解释。英美法系国家则习惯具体而不是抽象地观察事物,相信的是经验而不是抽象概念,文书中需要以经济、政治等法律以外的其他知识证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合理性,从而把论证责任赋予了作出具体结论的法律适用者。可见,文书是否说理以及说理的内容、方式等受一国的法律传统影响,我国不起书决定书说理应首先确定是经验式的还是逻辑式的。
其次是说理的工具保障。就法律适用而言,需要检察机关在必要的时候运用解释方法,它能够帮助解释者寻找“法律规范的涵义”。在我国,解释方法是一门专门化的技术,在解释方法的分类、各种解释方法的区别与联系及其运用,甚至在选择解释方法的先后上都已形成一定的体系。这些为不起诉决定书中有关法律适用说理提供了重要工具。但在法律的判断中经常包含价值判断,即当依据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时,方法本身无助于结论的最终判断和选择,需要方法背后的价值判断。可见,解释方法这一分析工具在我国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可能。同样重视解释方法的大陆法系国家将目光转向解释材料似乎为此提供了思路。一般而言,解释材料包括制定法文本、立法准备材料、法律修改说明、国家政策方针等。
在我国,制定法文本是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材料,除了运用历史解释方法偶尔会采用解释材料作为解释结论的论据外,实践中仅把它们作为背景材料。但在大陆法系国家里,解释材料不仅仅作为背景材料存在,往往还是解释方法选择的价值判断依据以及多个解释结论共存时的选择依据。
第三是说理的程序保障。法律是一门复杂的艺术,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以社会公众作为不起诉决定书的预期受众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法律的专业属性,需要配以必要时的释法说理程序和不服说理的救济程序,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同时,基于诉讼效率的需要,说理应以必要性为前提,排除双方无争议之内容。这就要求根据不同案件建立相适应的分流程序及说理内容的识别规则,才能准确地确定需要说理的案件以及某一具体文书中需要说理的内容范围。
综上所述,不起诉决定书说理的改革不仅要解决文书本身制作及格式规范问题,至少还涉及模式、工具、程序三个方面的内容。模式为说理提供了合理化根据,工具为说理提供了可能,程序则使说理与一国的诉讼制度紧密结合,使说理从可能走向了现实。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