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
何勤华
中国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比较重视成文立法的工作。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以成文法为武器（如郑国的子产铸刑鼎、邓析编竹刑，晋国赵鞅的铸刑鼎等），战胜奴隶主贵族阶级，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统一了中国的秦国全面采用奉行成文法主义的法家理论（如《韩非子·心度》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以及汉承秦制等一系列特定因素，使中国最终走上了法典化国家的道路。
另一方面，奉行成文法主义的中国，也始终没有抛弃判例，否定判例在司法实践活动中的作用。相反，中国从秦汉时期开始，就明确认可判例的法律效力，并开展了对判例法的研究活动。
一
秦汉时期中国的判例法研究活动，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秦代的延行事
在中国，早在商代，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便已出现比照先例予以处罚的情况（《尚书·盘庚》：“有咎比于罚”）。到了西周，进一步出现了表示判例的“御事”等用语。（注：参见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至春秋战国时代，判例的运用进一步频繁，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影响也更为扩大，《左传》和《国语》等文献中曾多处记载了这些运用判例的事件。（注：参见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但先秦时期判例的运用，都只能理解为是判例法的萌芽。判例法的正式出现，是进入秦汉时期审判组织发达和诉讼活动规范化以后的事情。（注：武树臣和汪世荣都认为，中国在进入成文法时期即战国以前，曾经历了一个判例法时期。此观点似可商榷。笔者认为，中国在进入成文法以前，主要是适用习惯法，是一个习惯法时期。因为习惯与判例尽管有许多相同点，但判例法主要是与法院的审判活动一起成长的，而战国以前，中国的审判组织和审判制度尚处在萌芽时期。）
秦代的判例称为廷行事（少数场合也称“行事”）。在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廷行事多处出现。它是在秦王朝成文法没有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需要变通或修改，或者使法律规定更为具体和明了等情况下被使用的。从秦墓竹简中我们可以得知，廷行事在秦代已具有法律渊源的地位。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完整的秦代判例法的汇编或对判例进行研究的作品，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对廷行事的熟练运用的情况可以推知，当时对廷行事已有了某种汇编，司法官吏对其也都知晓。
（二）汉代的引经决狱和决事比
进入汉代，判例法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秦代通行的廷行事，至汉代并未完全消失。《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时庆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赎论。”注引刘敞云：“汉时人言‘行事’、‘成事’，皆已行、已成事也。”（注：转引自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另一方面，在汉代又出现了新的判例形式：决事比。尤其是董仲舒的引经决狱活动，更是赋予汉代的判例法以全新的时代特征。（注：廷行事和决事比的称谓虽不同，但其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比照以往的判例作出新的判决。然而，引经决狱除了在技术层面上与此相同外，还显示了强烈的价值取向，即试图通过引经决狱，将司法活动的各项原则纳入到儒家的法学世界观之中。这是汉代的判例法区别于秦代判例法的地方。）
1.汉代的引经决狱
据《后汉书·应劭传》记载：“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春秋决狱》至宋以后即已失传，散见于各史籍，现在所能看到的仅剩下三事：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董）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注：语见《诗·小雅·小宛》，意思为螟蛾有幼虫，蜾蠃（guo
luo，一种细腰的土蜂＜寄生蜂＞）将其捉回巢。由于蜾蠃产卵于螟蛉的幼虫体内，吸取其养料，蜾蠃的后代即从螟蛉的幼虫体内孵出，所以古人误以为蜾蠃养螟蛉为子，并进一步将螟蛉引申为蜾蠃的养子。）《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子，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侮辱）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注：以上均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4页。）
上述判例，第一个依据儒家“亲亲相隐”作为判案的原则，只是扩大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从自然血亲扩大到拟制血亲）；第二个判例强调了儒家的父慈子孝，以及父母子女关系中的事实上的扶养、赡养关系，并以此限制了汉律杀父罪的适用范围；第三例则强调了犯罪人的主观动机，再次肯定了儒家的“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原则。
除董仲舒之外，汉代的其他官吏也频频运用儒家的经义来处理重大的狱讼案件。
（淮南王刘安谋反事发）胶西王（刘）瑞议曰：（淮南王刘）安废法度，行邪僻，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叛）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刘）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当伏法（《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梁王刘立骄横放纵，没有节制，甚至一天之内犯法达十一次，还与姑妈刘园子通奸）有司案验，因发淫乱事，秦（刘）立禽兽行，请诛。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春秋》为亲者讳，今梁王年少，颇有狂病，始以恶言按验，既亡事实，而发闰门之私，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天子由是浸而不治（《汉书·文三王传》）；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ｚｈàｏ＠①，（注：颜师古注曰：“ｚｈàｏ＠①，旌旗之属，画龟蛇曰ｚｈàｏ＠①。”）衣黄ｚｈāｎ＠②ｙú＠③，著黄冒（帽），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注：颜师古注曰：“公车，主受章奏者。”）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隽）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注：颜师古注曰：“蒯聩，卫灵公太子。辄，蒯聩子也。蒯聩得罪于灵公而出奔晋。及灵公卒，使辄嗣位。”辄继承王位并拒绝蒯聩回国一事，得到了《春秋公羊传》的肯定。）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迭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徭（由）是名声重于朝廷（《汉书·隽不疑传》）。
在这些案例中，第一个以《春秋》大义中“臣下不得伤害君主，伤害者必诛”（臣毋将，将而诛）的原则，为处理淮南王刘安谋反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个以《春秋》中“为亲者讳”作为包庇梁王刘立的理由。第三个判例则以《春秋》记叙的辄拒绝蒯聩回国继位的事例，作为逮捕冒充卫太子的根据。由于《春秋》包括其他的儒家经典内容极为丰富，所以统治阶段可以从中寻找各种各样的根据和理由，来处理一些疑难案件。据程树德汇集，除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之外，汉代其他重大的引经决狱案件还有二十多起。（注：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5～170页。）
引经决狱（“春秋决狱”），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一方面，引经决狱是汉代士大夫（儒者）实现其公平正义之社会理想的一个途径，如前述董仲舒审理的第三个案例，如果按照汉律的客观归罪原则，判决误伤父亲乙的儿子甲为殴父罪，处以枭首的话，那肯定是极不公正的。另一方面，引经决狱弥补了制定法的不足，在法律、法规都阙如的情况下，依据儒家经义使案仲得以妥善处理。此外，引经决狱也为当时已经甚为酷烈的司法实践注入了一股慎刑、德治和教化的活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刑峻法的局面。
但是，引经决狱也具有相当的消极性。首先，董仲舒在引经决狱中确立的“原心定罪”的原则，即使对封建的法制而言，也是极具破坏力的。尤其是该原则运用到极端之后，甚至出现了“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注：桓宽编：《盐铁论·刑德》）的状况。其次，在引经决狱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用封建正统的法学世界观来任意改变法律的规定，从而使本来就不稳定的法律进一步失去其应有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为法律虚无主义开了门户。再次，引经决狱使儒家思想中许多消极因素（如“三纲五常”等）得以扩张，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2.汉代的决事比
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比，既是一种比较成事或相关法律进行判案的行为，也是所引用的案例、成事本身。《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八年》称：“择善而从之曰比。”在《汉书·刑法志》“所欲活则傅（附）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句下，颜师古注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在“奇请它比”句下，颜师古注曰：“奇请，谓常文之外，主者别有所请以定罪也。它比，谓引它类以比附之，稍增律条也。”在《礼记·王制》“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条下，郑玄注曰：“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注：《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3页。）决事比，就是可以引为审判依据的案例和成事等。
决事比的运用，在西汉时期就已较广泛。《汉书·刑法志》称：汉武帝即位后，“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注：颜师古曰：“见知人（知道他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监临（监督法律执行的官吏）部主（犯人所在部门的主管官员）有罪并连坐也。”）缓深故之罪，（注：孟康曰：“孝武《汉武帝》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宽缓。”）急纵出之诛。（注：颜师古曰：“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出，则急诛之。”）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注：颜师古曰：“浸，渐也。”）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公安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若干条款的解释
公安部
公安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若干条款的解释
1988年7月4日，公安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对《条例》若干条款作如下解释：
一、第三条第（二）项中的“三轮车”，是指用人力驱动的设计有三个车轮的车辆。“人力车，”是指用手推或手拉方式驱动的两轮或独轮车。“残疾人专用车”，是指肢体残疾的人单人使用的代步工具，包括人力轮椅车和设计时速在二十公里以下的残疾人用机动车。
二、第七条第一款中的“借道通行”，是指行人在没有划人行横道的道路上通过车行道，车辆在转弯、会车、超车、掉头、停车时驶入其他道路，包括机动车变更车道、驶入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非机动车驶入机动车道或人行道。
第二款规定，是指车辆和行人在道路上通行或者进行与交通有关的活动中，遇有《条例》以及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没有规定的情况，无所遵循时，其通行必须以保证交通安全为原则，如果由于违反这一原则发生了交通事故，应追究违反人的责任。但《条例》其他条款已有明确规定的，不得引用本条。
三、第十条第（四）项中的“绿色箭头灯”，是指绿灯中带有左转弯、直行、右转弯导向箭头的交通指挥灯信号。一般安装在交通繁忙、需要引导交通流的交叉路口，与红灯、黄灯配合使用。
第（五）项中的“黄灯闪烁”信号，设在有危险的路口或路段，以提醒车辆行人注意，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行。
四、第十一条中的“车道灯信号”，一般安装在需要单独指挥的车道上方，只对在该车道行驶的车辆起指挥作用，其他车道的车辆和行人仍按规定信号通行。
五、第十五条中的“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是指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5768—86）中规定的标志、标线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批准，并报公安部备案增加的标志、标线。
六、第十八条中的“必须申领移动证”，是指未领取牌证的车辆或办理复驶的车辆，需要从住地到车辆管理机关进行检验时，必须事先向当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申请领取移动证，方准上路行驶。
七、第十九条第一款中的“机动车必须保持车况良好”，是指车辆状况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ＧＢ7258—87）的规定。
八、第二十二条第（三）项中的“必要的安全距离”，是指当牵引车停车时，被牵引的车辆制动停车后不会与牵引车相撞所需要的最小距离。牵引车辆时，应根据行驶速度、道路状况和天气情况决定牵引装置的长度。在限速每小时二十公里的情况下，一般柏油路、水泥路、碎石路上，软连接牵引装置应为五至七米；在有水、泥泞的道路上，应适当延长一至四米。在冰雪路上牵引车辆，应用硬连接牵引装置。
九、第二十六条第（六）项中的“饮酒后”，是指驾驶员饮用白酒、啤酒、果酒、汽酒等含有酒精的饮料后，在酒精作用期间驾驶机动车的。为了保障交通安全，凡发现驾驶员有酒精反应的，均可按酒后开车予以处罚。
第（九）项中的“患有妨碍安全行车的疾病”，是指患有足以影响观察、判断事物能力和控制行为能力的疾病。例如：脑血管、心血管疾病，癫痫，眩晕，发烧，严重的耳疾、眼疾，肢体严重伤残等。“过度疲劳”，是指驾驶员每天驾车超过八小时或者从事其他劳动体力消耗过大或睡眠不足，以致行车中困倦瞌睡、四肢无力，不能及时发现和准确处理路面交通情况的。
十、第三十一条中的“交通流量大的道路”，由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实际交通情况自行确定，并需明文公告。
十一、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是指车辆载运不可解体的物品时，其装载的长度、宽度、高度任何一项超过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均须经当地县（市、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跨县（市）运输的，由始发地的县（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就载运车辆、物品、捆扎以及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进行审批，并指定在本县（市）境内行驶的时间、路线和时速；运输过程中需要经过的地区，须由当地县（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指定在本县（市）境内行驶的时间、路线和时速。在城市中跨区运输的，由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审批，并指定行驶的时间、路线和时速。运输特大物品
时，承运单位必须事先会同有关县（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公路或市政管理部门，对行驶路线进行实地勘查，确认可以通过后，再按上述规定办理。
十二、第三十三条第（二）项中的“货运机动车不准人、货混载”，是指货运机动车在运输货物时（大型货运汽车在长途运输时），不准车厢内又载货（少量小件物品除外）又载人。“须留有安全乘坐位置”，是指为押运或装卸人员预设的乘坐位置，必须保证行车中不致因制动、转向、颠簸等情况，使货物发生移动造成乘车人滑落、被挤压等危险。
十三、第三十四条第（一）项中的“轻便摩托车在机动车道内靠右边行驶”，是指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道线或隔离设施算起，轻便摩托车通行路面宽度不能超过二米。
第（二）项中的“非机动车靠右边行驶，是指从道路（不含路肩）右侧边缘线算起，通行路面宽度：自行车不能超过一点五米，三轮车不能超过二点二米，畜力车不能超过二点六米。
第（三）项关于小型机动车道与大型机动车道的划分，如果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车道划分从道路中心线或中心分隔带起向右依次排列：第一条为小型机动车道，供小型客车行驶；第二条为大型机动车道，供小型客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行驶；第三条为低速机动车道，供限速三十公里以下的机动车和其他机动车低速行驶时使用。各种机动车在上述道路上行驶时，应当各行其道，但遇有本车道交通不畅、其他车道空闲时，在不妨碍其他车道的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准许借用相邻的车道行驶。
十四、第三十五条第（六）项中的“小型拖拉机”，包括手扶拖拉机。上路行驶的手扶拖拉机，时速不得超过十五公里。
十五、第三十六条第（一）（二）项中的“急弯路”，“陡坡”，是指按照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5768—86）规定，应当设有急弯路标志或陡坡标志的路段。“窄路”、窄桥”，是指路面、桥面宽度在三点五米以下的路段。
十六、第四十二条第（一）（二）（四）（六）项规定，也适用于没有交通信号或交通标志控制的路口。
十七、第四十三条第（二）项中的“同类车让右边没有来车的车先行”，是指同为机动车（公共汽车、电车除外）、同为非机动车或同为公共汽车、电车相遇时，右边没有来车的车先行。
十八、第五十四条中的“非机动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行驶时，准许在受阻的路段内驶入机动车道”，是指非机动车因本车道被机动车临时占用受阻不能正常行驶时，在不妨碍相邻机动车道的车辆行驶的情况下，可以在距机动车十米内驶入相邻的机动车道，但须紧靠右侧通行，绕过机动车必须迅速驶回本车道。因道路损坏或施工需要占用非机动车道时，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当划出供非机动车行驶的临时车道、没有划临时车道的，非机动车可按上述原则行驶。
十九、第六十二条第（一）项中的“按顺行方向靠道路右边停留”，是指车辆临时停车时，必须按顺行方向，紧靠道路边缘线停放，前、后右侧车轮外缘距路缘石（侧石、道牙）不能超过零点三米。
二十、第六十三条第（一）项中的行人“靠路边行走”；是指从道路边缘线算起，行人通行路面宽度一般不能超过一米。
二十一、第六十四条中的“成年人的队列可以紧靠车行道右边行进”，是指成年人列队通行道路时，在人行道较窄或者行人较多、行进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走车行道，但须靠右行进，从车行道边缘算起，通行路面宽度不能超过一点五米。在划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列队行走的人员不得走机动车道。
二十二、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是指对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已有规定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没有规定的（包括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和处罚种类），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的处罚原则，也适用于本条例中规定的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处罚的具体程序，另行规定。
二十三、第九十三条规定“一九五五年公布的《城市交通规则》同时废止”。未提到的一九六0年公布的《公路交通规则》，国务院已于一九八七年三月明令废止（见国发1987〔2〕号文件）。一九七二年公安部、交通部联合印发的《城市和公路交通管理规则（试行）》，在本条例施行后，即自行失效。
二十四、本解释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