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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对外合作交流活动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基金委员会）章程，为促进北京市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的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特设立对外合作交流活动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并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国际合作和交流活动所需经费，主要由申请者、组织单位出资或筹集，市基金委员会根据需要和可能，择优给予资助。
第三条 基金的资助范围：
1．在本市主办国际学术会议或举行学术交流活动；
2．邀请境外专家来京讲学、交流或合作研究；
3．本市专家到境外短期进修、考察、讲学、合作研究、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4．对境外基金组织或科研学术机构进行有关基础性研究的考察、筹资和签定协议等活动。
第四条 申请基金必须具备下列全部条件：
1．基金申请者必须是承担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负责人、主要成员或合作与交流活动的组织单位；
2．进行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与承担（含已完成）的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密切相关；
3．有助于进一步拓宽思路、提高研究水平、加快研究进度，有利于人才培养；
4．具备按有关规定申办出国的条件。
第五条 基金的申请、审议和批准：
申请者填写申请表一式三份，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向市基金委员会提出申请，经市基金委员会办公室初审后提交市基金委员会常务工作会议审定。申请时间须在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之后。
第六条 本市科研人员申请临时出国进行合作研究以及考察、参加学术活动，须说明有利于直接推动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开展和深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或者有助于促进成果转化等理由。并列出经费预算、申请资助金额及用途。申请时应提供境外单位的正式邀请信。参加学术会议者，还应有会议组织者签发的有关论文录用的通知。
申请人应具有良好的外语水平，能独立进行国际交流活动。
第七条 申请资助在本市组织召开有关基础性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单位，应当是在学术上有一定的影响和造诣，能够胜任组织工作的法人单位。申请时必须同时提交：
1．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发的正式公函；
2．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各有关单位负责人签发的认可函；
3．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目的、主题、规模、日程安排等文字材料；
4．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预算报告、申请资助金额及理由。
获得资助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各项文件、出版物、广告和宣传报道中应标注“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字样。
第八条 邀请境外专家来京讲学或进行合作交流活动，必须紧密结合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相关学科领域。申请时必须同时提交：
1．外国专家简历；
2．讲学的目的和内容概要；
3．计划和日程安排；
4．经费预算、申请资助金额及理由。
第九条 有关国际合作交流需要进行统一组织的出国考察、筹资或签约等活动，由组织出国单位提出申请报告、经费预算、申请资助金额及理由。
第十条 申请单位于活动结束后，应在一个月内将有关文件资料、参加人员名单、工作总结及经费使用情况等报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第十一条 对外合作交流活动基金，在市自然科学基金中每年按年度基金的5%左右列支，专款专用。
第十二条 外事审批均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和外事活动的主办（承办）单位自行向市科委外事主管部门申办。
第十三条 对外合作交流基金的年度计划、预算、决算和工作报告须在市基金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审议通过。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二000年十一月十四日起执行。解释权属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从邱兴华案看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
邱兴华被判处死刑并且交付执行了。本案，作为个案来说，应该是尘埃落定。就像老百姓有句俗话：“死了，死了，一死就了。”可是，邱兴华死了，似乎因此引起的许多法律问题，不但没有“了”，反而被许多法律人继续议论着。这是因为，邱兴华一案引发的法律思考，已经大大超过了其个案的价值。
其中议论最多的是关于司法鉴定。
刑事案件被告人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除去考察其犯罪行为以外，最重要的是确认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如果行为人不适格，就是说，如果经过辨认，行为人属于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些人，那么，就应该判定其无罪。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十八、十九条，分别规定了不承担刑事责任和减轻刑事责任的情况，就是从法律上界定行为主体的身份。
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是明确的。问题是，谁，依据什么样的权利和程序提出对主体是否适格的认定，如何进行认定。众多的议论，包括法学家的公开信，都请求对本案被告人邱兴华进行司法鉴定的主张。我认为，这些，作为民意来说，并无不当。但是，从操作上来说，却并无法律上的依据。
因为，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侦查、审判、公诉之外的人可以启动司法鉴定。因此，我认为，关键是促进立法的完备。呼吁的重点，应该放在促进立法，促进立法保障人权。
很多人比较了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启动司法鉴定的立法情况。这对补充和完善法律制度，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我认为，以刑事案件来说，有一种观点是非常不可取的。这就是站在公权利的角度上看，将“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当作不过是研究、审理犯罪案件的一个“物体”，他们没有什么社会人的属性。因此，就不去认真考虑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比如，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多次规定，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这就是严重的忽视了人，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社会人，他（她）的精神不受侵害的权利。假如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不法侵害，我认为就应该给予补偿。一个极端的，但是也是很常见的案子就是强奸犯罪。这种犯罪常常是没有财产损失的。附带民事，无法提出经济方面的请求。但是，精神损害却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甚至是给当事人及其亲属造成终身不能弥补的精神创伤。因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请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十分合理的。但是，站在公权力的角度上，可以不这样理解。有的法学家解释说，立法者认为，国家已经替你追究了罪犯的刑事责任，你的精神上的损害，就得到了抚慰，不需要再请求什么精神损害赔偿金了。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是很不适当的。
说到邱兴华一案引发的司法鉴定问题，也是具有类似的缘由。立法方面缺失当事人启动司法鉴定的制度，也同样是忽视了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现在，公、检、法，可以启动司法鉴定。很多人罗列了启动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偏偏是和鉴定结果有最大利害关系的被告人无权请求鉴定。
在刑事案件中，不应该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法律赋予律师和刑事案件辩护人的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见刑诉法第三十五条。）被告人可以为自己辩护，当然也可以力图证明自己“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这就必然可以合理地推论：他们具有请求进行司法鉴定的权利。
邱兴华一案，有关人员提示了邱兴华有可能是一个精神病者，给出了一些线索，因此，对他进行司法鉴定，是有必要的。通过司法鉴定，确认其是否具备一个刑事罪犯的主体身份，是审判工作的前提。但是，在侦查、起诉、审判机关都没有提出鉴定的情况下，由于法律上的缺失，使得其律师提出的司法鉴定只有“请求”的地位，没有必需进行鉴定强制性。这样，这种请求，不仅是苍白无力的，而且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可能接受的。试想：侦查、起诉、审判机关不是缺乏对法律规定、法律条文的了解。他们不是不了解，而是很了解。是在了解规定的情况下，仍然认为不启动司法鉴定。那么，这种请求，显然就是一个无用的提示。
在犯罪主体存疑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进行了判决，确实是使人感到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太不完善了。所以，有人说，这种个问题不解决，就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有罪推定”。
限于法律环境，限于立法上的不完备，没有对邱兴华进行司法鉴定就判决其有罪。人们从法律条文上无法追究哪个部门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即使是众多的民意、法学家的呼吁，也无济于事。这确实是让人感到无奈。
也许会有人说，侦查、起诉、审判机关应该从良知出发决定对邱兴华进行鉴定。没有提出，没有进行，他们应该承担良知方面的责任。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法律，就是法律。必需通过完善立法，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法律上有明确的保障，而不是靠内心的自我约束，立法才是完备的。这就是法制和人治的根本区别。因此，期望良知，期盼良心的谴责和良心的驱动，作用实在是有限的很。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在这里。
邱兴华是被执行了。我希望，我们国家在这个案件中引发的、暴露的法律缺失问题，能够尽快给予解决。这不是为了具体的哪一个人的利益，是为了所有人、为了社会的利益。立法，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必然是有一个过程的。这是包我在内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我们的希望是，这个过程不要太长，不要太艰难。